和近年贾平凹所有长篇小说一样，《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也有一个不短的“后记”——交代小说的由来、背景和写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后记”其实已经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文体。他往往会将可能伤害到小说文体的，过于直白的说明、议论和抒情移置到“后记”。这样，“后记”和小说之间有了一种彼此发微的互文关系。借助“后记”贾平凹总是成为自己小说第一个到场的批评者，他的“后记”也因此成为我们对他小说进一步阐释的原点。《极花》的“后记”中，贾平凹说：“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①中国人对血缘家族十分看重，“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②。由于客观上存在的区域发展差异，那些边远闭塞，没有赶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大潮，没有分享改革红利的中国农村经过痛苦的挣扎终于“最后”般遭遇了生命之流的枯竭和断流。可以想见，一座座后继无人的中国村庄即将诞生，而后继无人，谈何中国农村的重建和再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土门》之后，贾平凹固执地记忆并书写城市化进程中颓败和凋敝的“中国最后的农村”。考察中外文学史，“最后”可能滋生挽歌文学，比如哈代、沈从文。贾平凹的《秦腔》就是这“最后”的记忆和挽歌的典范之作，但同样写农村颓败和凋敝，《极花》却不是《秦腔》那样的记忆和挽歌，而是克制和收敛乡愁引发的悲情，直面和逼视中国农村现实图景，诘问其何以至此的文化、人性等根源。贾平凹的《极花》是“激愤”“控诉”，也是“悲哀”③的。是的，由一个乡村之子宣判中国农村的“最后”和死亡，其疼痛感可想而知。贾平凹却没有躲闪和退却，而是自觉地选择做中国最后农村的见证者和记录员。如果我们进而意识到中国农村之“最后”是一个缓慢延宕的渐衰渐亡的过程，那么，贾平凹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就有了一种与时偕行的“史记”意义。 小说的虚构和想象不意味着小说不追问我们世界的真。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将自己的写作持续地建立在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精准田野调查之上的作家。他擅长由实入虚，以小地方想象中国的小说修辞术。田野调查的“实”是他写作的出发点。贾平凹认为：“生活有它自我流动规律，顺利或困难都要过下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越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④贾平凹用自己早年的乡村记忆和不断行走的田野调查获得的天文、地理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秩序等“生活的本身”，去建构一个个中国农村的地方，并且别有深意藏焉。因此，就像他的《秦腔》，“写得实，实到使读者在阅读时不觉得那是小说而真实经历了那个叫清风街的人人事事，同时以实写虚，大而化之，产生多义，有所寄托”⑤。而《极花》之虚与实，多义与寄托，也不只是物象的象征意义——如极花之冬虫夏花与生命从冬日弱虫的凝定到夏花灿烂的转生，如“胡蝶”与庄子著名寓言有着隐秘关系的梦与真、灵与肉的迷离恍惚，而是从高巴县圪梁村这座小说家言的中国村庄天地人鬼博物志般的精准写实和描刻摆渡到更辽阔的“中国”。 确实，只要涉及现实题材，贾平凹的写作都是在充分的田野调查之后。《极花》也不例外。《极花》中，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的故事母本来源于贾平凹“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的“真实的故事”。可以研究一下“真实的故事”母本如何向《极花》小说述本的演变。贾平凹自己说，他“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这个故事。贾平凹一个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相聚仅一年，便被人拐卖。好不容易被解救后，女孩子却被媒体和闲人围观，指指点点，以至于无法正常生存，留下字条，还是回到她被拐卖的村子。熟悉贾平凹的创作，应该发现这个他“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的故事其实在《高兴》的“后记”里已经被讲述过一次。而且《高兴》“后记”讲述的拐卖故事，主人公似乎更接近《极花》的胡蝶。对勘《极花》与《高兴》“后记”讲述的故事，就能够发现，发生在现实解救过程中遭遇村民围堵的场景正是《极花》最后胡蝶被解救逃脱的梦境，只是《高兴》“后记”没有像《极花》那样交代被拐卖女孩解救回城之后的后续命运。对于《极花》，胡蝶被拐卖的故事母本来源是一个还是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兴》“后记”讲述的拐卖故事是贾平凹调查西安捡破烂群体时发生的。根据对西安捡破烂群体扎实的田野调查，贾平凹写成了《高兴》。这之后，贾平凹又写出了《古炉》《带灯》《老生》，其中《带灯》《老生》都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之后写成的。但差不多过了十年，这个拐卖的真实故事却一直没有被贾平凹征用和调动创作出新的小说，直到《极花》。那么，贾平凹在等什么?《极花》“后记”交代了这部小说在贾平凹内心的沉潜和积淀：“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我就想起她……我也就想起她。”⑥(省略号为笔者所加)心里藏着“真实的故事”，行走在乡村大地，想象那些行走路上所见的底层农村妇女和记忆中故事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这就能够解释贾平凹为什么说，故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 不仅仅是对故事女主人公命运和生命结局的关切，查阅《定西笔记》，还可以肯定的是《极花》中的那些地理、物理、风俗和人情等的“知识”和2010年的定西“行走”有高度的吻合度。更为重要的是，定西“行走”不但获得了《极花》所需要的“知识”，而且捕捉到了《极花》的“农村的味”，这种“农村的味”是贾平凹小说植根中国大地的气息，贾平凹是在等待胡蝶在他的小说中丰满，也等待一个浸透农村味儿的艺术空间安放胡蝶的生命和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