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3.011

       中图分类号：J21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3-0116-11

       作为和雷锋齐名的英雄，刘胡兰家喻户晓。随着时间的流逝，刘胡兰“英勇顽强、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为党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2的英雄形象，如刀刻般定格在国人心中。这个牺牲时才14岁的少女，沉淀于国人心中的情感记忆，更多来源于一种象征的符号形式，而缺少一种温润细腻、触动人心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在当下政治力量引导的英雄话语的接受语境中，很少有人追问刘胡兰形象的定型最后是如何完成的，以至于忽视了其“确定性”背后和“文革”经典化之间的关系；也很少有人留意在其漫长的形象建构过程中，种种复杂的场景如何被历史的尘埃遮蔽。刘胡兰作为一个被“本质化”的英雄，经历了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这样一个面目逐渐明晰、性格日渐单一的经典化、定型化过程。论文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力图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一、刘胡兰形象的变迁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惨死于阎匪手中。从目前的资料看，对刘胡兰最早的报道见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的第二条消息：17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①[2]尽管此次报道仅从新闻角度对事实进行了简单描述，但几乎成为关于刘胡兰丰富叙事的母本。与此同时，由贺龙领导的西北剧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对刘胡兰进行了另一种传播，“去年春天，我们参加汾(阳)孝(义)战役演出中，从‘晋绥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女英雄刘胡兰同志壮烈殉难’的报道，使我们悲愤感动，很想把这种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从舞台上表现出来”。[3]短短几天，剧社就完成了歌剧《刘胡兰》的创作和表演。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刘胡兰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就不仅仅依赖文字，而是和造型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内容看，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戏剧演出，刘胡兰的英雄品质一开始就落在其作为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上，并由此奠定了以她为主题的、规模宏大的大众传播和文化教育的基调。此后，电影、连环画、教材无不受之影响，尤其是教材的意识形态性和权威性，更是对刘胡兰精神的传播和沉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传播的契机看，刘胡兰契合了时代对她的需要：“新中国要求用先进的、健康的文化抢占青少年教育这块阵地，同时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连环画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4]35可以说，刘胡兰叙事强化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典型理论引导下的英雄叙事进程。从传播的途径看，则可以发现诸多造型艺术如舞剧、歌剧、连环画、电影等的介入，这构成了刘胡兰形象叙述的重要层面。尤其是连环画，更因出现时间早，版本多，传播广，而成为特殊语境下诸多传播媒介中影响深远的重要方式。综观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的建构过程，可以发现，尽管刘胡兰形象叙述在总的基调下，在价值理性层面获得了统一的表达，②以至于人们对其形象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叙事裂缝几乎视而不见，但从图像叙事的角度而言，刘胡兰感性生命形象的变迁极为明显。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而言，这种个体的未成年性不但为叙事裂缝的存在留下了天然的空间，也为创作主体对人物的理解和表现留下了广阔的叙事空间。因此，创作主体对叙事空间的营构及其所能达到的程度，成为决定刘胡兰形象建构的重要因素。若以此为观照标准，从刘胡兰连环画的创作情况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1948-1966年)、“文革”中(1966-1977年)和“文革”后(1978年至今)。因为语境的变化，“文革”后的很多版本仅仅为满足收藏者的需求而停留在对“文革”前版本的重印上；加上连环画的衰落和信息媒介的兴起，连环画的印数相对此前的两个阶段几乎是微乎其微，传播效果极其有限；再加上没有名家对其进行再创作，也谈不上创作主体对新叙事空间的开拓。更重要的是，“文革”后对刘胡兰形象的建构几乎没有产生新的质素，国人心中的刘胡兰形象并未受到第三阶段的丝毫影响。因此，本文讨论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的变迁，不涉及“文革”后阶段，主要以“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版本为分析对象。

      

      

       在“文革”前的版本中，华三川的《刘胡兰的小故事》非常典型。整本书由“爱护妹妹”“斗地主”“帮助区长捉坏人”“送鸡蛋”四个部分构成。其中，最后三个小故事完全取材于刘胡兰的革命事迹。换言之，华三川在建构刘胡兰这个形象时，并未脱离她“英雄的革命事迹”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也未刻意偏离刘胡兰建构和传播过程中早就定下的基调。留给他的空间完全取决于其艺术个性带来的可能。这样，在如何契合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个问题上，通过场景的设置和对刘胡兰孩子气的表现就成为华三川把握的重点。有论者这样评价他的代表作《白毛女》：“华三川在环境刻画上处处捕捉生活特点，尽情以环境去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杨白劳佃户屋的一灯一灶，以及地主厅堂的豪华、虎皮椅的威严等都是很好的例子。”[4]35由此推断，在《刘胡兰的小故事》中，对环境的营构不过是他对艺术个性的一贯坚持而已。和《白毛女》比较起来，这部作品对场景的把握毫不逊色。书中所展示的人情风物极具西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风貌，如“斗地主”一节第五幅画面(见图1)对门楼、石磙的展示，以及对孩子们发型、服饰、表情的生动描绘；还有“帮助区长捉坏人”中所展现的民居的墙体、村头的断木以及断木上悠闲玩耍的公鸡和母鸡，无不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浓浓的生活趣味。其中对自然景物的勾画，无论是冬天的雪地，还是春光灿烂的田野、柳林、桃花盛开的枝头，从色彩到构图，都表现得细腻真实，极具生活的质感，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性。和场景的诗意表现相应，在人物的刻画上，华三川则抓住了刘胡兰孩子气的一面，无论是“斗地主”中刘胡兰带领一帮孩子村头打架的场景，还是她独自一人数鸡蛋的细节(见图2)，无不表现了其孩子一面的活泼、单纯和小小的心思。尤其是数鸡蛋的细节，女孩子在拿出自己心爱之物时的那种不舍、犹疑和小小的担忧，更是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华三川“在创作上十分注意熟悉笔下的人物，总是力求深入掌握人物的性格特点”。[4]35画家笔下的刘胡兰，在美好、自然、并未刻意强化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尽管取材和基调并未脱离刘胡兰英雄叙事的大框架，但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俨然一个既有乡村野性又纯洁美丽的姑娘。就算政治色彩的影子依然存在，还是难掩孩子气亲切可爱的一面，丝毫没有英雄的大义凛然和战争环境中的冷峻和决绝。对日常生活细节摹写的耐心和对人性的尊重同样体现在姚有信、姚有多的《刘胡兰小时候的故事》和张丽、邢琏的《勇敢的刘胡兰》中，和华三川一样，这些名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亲切、可以接近的刘胡兰形象，形成了“文革”前版本注重从日常生活肌理入手的叙事特色，体现了对“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刘胡兰”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