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年份能够和1985年相比。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那年异质性的作品开始出现，文学多元化成为现实；寻根文学亮出旗帜，《爸爸爸》、《西藏，隐秘岁月》问世。先锋文学已渐成气候，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山上的小屋》、《冈底斯的诱惑》、《透明的红萝卜》等的发表，标志着文学的裂变在加速，此后几年，莫言、马原、余华、残雪、格非、孙甘露等作家相继写出了自己重要的作品。毫无疑问的是，先锋作家是以欧美文学为圭臬的。而韩少功、阿城、郑万隆等寻根派作家祭起文化的大旗，表面上是在强调本土经验，实际上与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上，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虽然不一致，但是，焦虑感是同样强烈的，二者都是借助外国文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借助拉美文学寻根与借助欧美文学先锋，其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先锋与寻根，二者秉持的文化逻辑是一致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具有活力的探索或者实验潮流，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先锋探索，实际上都和外国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仔细辨识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那些经典文本会发现，它们大都有着鲜明的“外国文学特征”，文本从形式到内容没有松弛感，焦虑感十足，颇像一个在十字路口彷徨的现代人：紧张、迟疑、敏感、焦虑。 这种“外国文学特征”比较突出的表征之一是文本的互文性。关于互文性，菲力普·索莱尔斯认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①文本的互文性，在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中，徐星较为典型。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无主题变奏》的互文性写作特征，这是较为典型的“外国文学影响焦虑症”：小说三次提到了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我”极为欣赏《伪币制造者》中那个与虚伪的人生彻底决裂的斐奈尔。这是“我”对自己角色的主动认同。作为一篇虚构作品，究竟是“谁”在说话?是“我”在向读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是斐奈尔在和“我”探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在这篇作品中倾听到了来自异域的多重声音，有骂骂咧咧的霍尔顿、冷漠的莫尔索、一脸茫然的等待者、与虚伪的人生彻底决裂的斐奈尔、愤世嫉俗与放浪形骸的狄恩，他们都汇聚到“我”的名下，争相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和谐，有时还自相矛盾。值得追问的是，在众声喧哗中，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我”的声音又在哪里?在异域形象的主宰下，“我”的身份又是如何确认呢?② 我们可以在许多先锋作家的作品中辨识出这种异域的形象和声音。洪峰的小说《奔丧》，尤其是其开头部分，明显回荡着加缪的《局外人》的声音。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出的许多小说，都有法国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写作方式。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其叙事方式以及传奇内容，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浓重投影。当然，在文本中向伟大的外国作家作品致敬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在人物语言、情节模式、叙述语调等方面过分倚重于异域文本，其原创性则是大打折扣的。需要说明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这种“外国文学特征”随着先锋的转向已经式微，以往对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的崇拜也渐渐消失。特别是莫言获奖以后，自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终于释然，那些敏感、紧张、焦虑的文学青年终于获得了自信，于是飘飘然大谈特谈“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仿佛要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文学法则”了。在此，笔者想讨论的是，为什么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具有这么鲜明的“外国文学特征”?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它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也许和新文学“五四”草创期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自“五四”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诸种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是在参照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算起来，新文学也就百来年，相对于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片段。迄至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已经产生了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堪称一流的文学大师，并且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比较圆熟。这些作家将西方文学化用在自己的作品里，因而他们的作品没有散发出“食洋不化”的味道，我们反倒很容易辨识其中所蕴含的浓郁的中国情调与中国韵味。虽然战争、饥饿、杀戮、灾难这些20世纪流行的宏大词汇几乎把这些写作者的身体压垮，却并未对他们坚守的文学精神有过实质性的伤害。他们中绝大多数充分汲取过西学的营养，但是，西方的文学思潮只是作为他们创作的参照系而存在。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文学的一次重要的“文艺复兴”，从政治八股的“‘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中走出来，其难度之大，堪与“五四”新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难度相比。但奇怪的是，与“五四”文学不同，80年代文学带有强烈的“外国文学焦虑症”，特别是在被指认为“现代主义”、“先锋”、“探索”的作家那里，从文学语言、文学形象和叙述格调，都有明显的外国文学的影子。这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如前所述，在新文学的诞生期，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胡适，虽然在阅读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写作，但是他们的作品里洋溢着鲜明的中国文学的特色。看来，“文革”后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还是很值得研究和反思的。中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之间，远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拿来”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