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6-0150-08 “满洲国”是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后策划构造的伪国傀儡政权。对于这一特殊社会空间，新时期以来产生了诸多以其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形成了小说创作领域引人瞩目的伪满洲国叙事现象，显示出鲜明的社会人文意义、历史内涵和学术研究价值。遗憾的是，对这一重大文学现象，学界迄今还未见有系统、整体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就此展开研讨。 一、问题的元解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域，限于“新时期”。 “新时期”是当代中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间概念。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一般称为“新时期文学”。问题的关键是，学界对“新时期”历史范畴与时间规定的认识并不一致。就其开端而言，有“1976年说”和“1978年说”。前者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后者则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终结期则有“1987年说”“1989年说”“1992年说”和“迄今”说。此四说均是基于对文学内在运行规律把握而得出的结论。“1987年说”是缘于“新时期出版业改革”基本完成的社会文化背景；“1989年说”是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体制改革进行中的文学商品化获得法律认定；“1992年说”则是由于文学与文化的时代转型而形成的观点；“迄今”说也许是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延续性的论断，具有泛化运用的特质。这种观点的施用，不乏他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组织刊发了一组文章，专栏标题为“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以及“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反思的基本态度”。①这一专栏的标题，是对“新时期文学”概念泛用的明证。陶东风、和磊著《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一书，“以文学思潮为线索，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等串联起来，把新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评述”②，书题是“新时期文学”概念泛用的又一力证。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后，又有学者将1989年之后的文学史归纳为“后新时期文学”，并形成了对这一特定时期关乎文学现代化的论争，表露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本土化移植的概念形态。本文“新时期文学”概念是取于当代文学历史的泛化性内涵。 本文的另一关键词——“伪满洲国”，是基于异族侵略造成的一种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的割裂。人类社会空间是一种总体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必然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方向坐标上的显示。就时间而言，不同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显示着一种纵向性的“历史”风貌。就空间而言，特定地域范围成为生存于此人们的有限认知视阈，而由此形成的人文认知，又构成文化积淀，对这一特定地域产生和发挥着影响。法国思想家列菲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以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三元辩证法来解构人的生活空间，在这种阐释中，列菲伏尔将“他者”引入空间的研究路径格外引人瞩目。这将一种原来的“同质空间”转变为“异质空间”，形成了空间外部的物质形态转换与内部的非均质性；同时又展现出特定空间由单一性、静态性向复杂性、流动性转化的过程。“异质空间”的这一跨学科批评概念的意义之一，是表达着“后殖民主义对文化帝国意识形态的抵抗”③，为我们解读“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提供了方法策略、哲学理念和思维向度。 二、现象的浮出 若论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首先应当说及的是王汪，他是新时期最早集中从事伪满题材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王汪本名王宗昌，王汪是其195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我的爷爷》时使用的笔名，“取其姓王又家近河边之意”④，1930年出生于吉林磐石。其早期作品多以农村为题材，努力反映东北乡村新的人物与新的生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经“文革”磨难、创作渐入佳境的王汪在创作上寻求新领域的突破，这便是对伪满洲国的叙事与书写，他将自己对这种创作题材的选择称为矿工采煤中“自己作业的‘掌子面’”⑤。 严格地说，在新时期之前，王汪就已经开始了对伪满书写的创作。收入《王汪中短篇小说集》(2009年)中的《渔家女》(短篇小说)创作于1961年，讲述了一位渔家姑娘身负枪伤为抗联部队传送情报的故事。新时期伊始，王汪又创作了《满洲姑娘》《寡妇门前》《人逢乱世》《警刀与拐杖》《大江》等多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迥异于流行的抗联英雄传说或‘伪满’溥仪宫廷秘闻，以吉林市、哈尔滨、磐石周围乡镇为地域背景，涵盖关东社会各个阶层的苦难与抗争，全景式地剖示了伪满洲国丑恶的灭亡史”，“透露出其独特的风味”。⑥显然，王汪是新时期长篇小说中伪满洲国书写的先行者，这一文学现象的引发者。 仅据初步查寻，新时期以来以伪满洲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已有30余部，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有李晋熙《真实性——1/2》(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辰汾与梦龄《残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王汪《装男扮女》《她从大海那边来》(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王宗汉《关东响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陈屿《夜幕下的哈尔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徐栩《月落关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王汪《孤城残夜》《匪首与少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虞生与周冰冰《朦胧烟花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辛实《雪殇》(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王永生《满洲山怪》(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此外，台湾作家纪刚的《滚滚辽河》(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易名《葬故人——鲜血上漂来一群人》)，也可归入这一时期。此际长篇小说的伪满书写，还多带有“十七年”文学创作特征，显现着传统的创作模式，折射出左翼文学的烙印。这可称为新时期长篇小说伪满书写的初创期。进入21世纪后，又有刘迟《新民胡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山飒《围棋少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迟子建《伪满洲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等。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文化内涵丰厚，历史意义重大；对早期作品中伪满书写的政治语境、社会想象、叙事定式的反拨，令人瞩目。这是新时期长篇小说伪满书写的转型期。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伪满洲国书写进入热潮，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严歌苓《小姨多鹤》(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笑天《中日大谍战》(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虞生《皇寺路大街》(沈阳：沈阳出版社，2011年)、高海波《伪满狱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贾志学《越境》(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老许《谍战1933》(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李燕子《咆哮的鸭绿江》(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赵光远和梁帅《马迭尔旅馆的枪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杨大群《伪满洲围演义》(沈阳：白山出版社，2012年)、霏霏《风中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暗地妖娆《盛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董斌《地火》(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年)、栗鸿林《东北教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过客《心殇：我在伪满洲国读书的日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张晓伟《雾血关东》(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年)等，在意识建构、叙事策略、人物塑造、题材结构、审美判断诸方面，都显现出强大、多元的文学阵容。这可称为新时期长篇小说伪满书写的自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