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自发生之日起，就深受西方影响。西方长篇小说，尤其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模式，在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到五六十年代，因为受战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在通俗化大众化浪潮中，曾有过回归民族民间传统的趋势，“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创作盛极一时，但自“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以来，因为对外开放和文学革新的影响，西方模式依旧占据强势。不同的是，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模式的影响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虽然不像中短篇那样不停顿地追逐西方“新潮”，但却同样未能跳出西方长篇小说的艺术窠臼。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作家开始有了新的觉悟。这种觉悟最先见于某些作家对八十年代的创作反省，而后发展到先锋作家的集体转向，由此也影响到一些新进作家的创作。笔者曾对此作过较为系统的梳理①，虽不完全是针对长篇创作，却与长篇创作有直接的关系。近二十年来，随着长篇创作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提升和艺术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作家已开始进行一些新的文体实验，萌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追求。这种文体实验和艺术追求，迄今为止，业已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造就了一种艺术的新质。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就长篇艺术本身而言，都意味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文体革命，面临着一个新的艺术选择，其意义和价值，都不可低估。现就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论列如下，以期引起注意和重视。 一、应对全球化的本土意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酝酿的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与这期间萌生的本土意识有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如同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的舶来品一样，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从外部植入中国体内的经济制度。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内部，也有微弱的商品经济的萌芽，以市场体制取代计划体制的决策是基于强烈的现实需求，但毕竟因为与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农耕传统不合，又与扎根未稳、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抵牾，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生了排异反应。这种排异反应的表现，便是在市场化商品化浪潮冲击下发生的“信仰危机、价值失落、道德滑坡”现象，即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溃败，由是引发了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九十年代文学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承志、陈忠实、张炜等作家，在这期间先后推出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较早的一批长篇作品：《心灵史》《白鹿原》《家族》《柏慧》《九月寓言》等。与这期间的物化现实和欲望化浪潮相对应，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都涉及一些精神性的追求和人格理想、心灵家园的坚守问题，包括对儒家文化的重新估量，如《白鹿原》；对士人风骨的重新伸张，如《家族》《柏慧》；对民间信仰和生存方式的重新体认，如《心灵史》《九月寓言》等。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中心题旨，所追求的精神价值，也因而成了这期间“人文精神”重建的思想资源。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所张扬的一种“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意志和“人道精神”，张炜在《柏慧》和《九月寓言》等作品中所营造的“葡萄园”意象，所表达的“融入野地”的理念，更成了文学在这期间高扬“人文精神”的文化标志。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寻根”之后，“文化”成了作家创作追求的中心词一样，由上述作家在长篇创作中率先张扬的“人文精神”，此后也成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长篇创作的精神追求。 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这期间的长篇作家获得本土意识的一次重要的精神蜕变。“人文精神”就其核心理念而言，虽然是发源于西方，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也有人主张“人文精神”的重建，要以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为思想资源。但问题是，“人文主义”在五四时期虽然是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思想利器，但面对上述九十年代出现的“人文精神”危机，当年在文化批判中所向披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时候却挠不着痒处，显得无能为力。相反，作为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赖以发生的基础——世俗化、欲望化，以及西方现代化在其后的发展中所出现的工具理性和物化趋势，正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初“人文精神”失落的主要原因，这就不能不使人对西方现代化的世俗基因及其文化后果，保持适度的警惕。在这种情势下，要医治这种“人文精神”溃败的病症，显然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完全依靠西方思想，而是同时要从“中国传统”中开出辨证施治的药方，因而“回归传统”，重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遭遇了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浪潮的侵袭，尤其是以消费主义和感官享乐为中心的西方大众文化，借助现代科技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在市场化商品化的浪潮中，通过批量复制和繁衍再生，逐渐淹没本土文化而成为一种时尚潮流。这种带有“殖民”性质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模式，泯灭了文化的地域差异和民族特性，造成了本土文化的焦虑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对这一危机的反抗，进一步深入到这种文化“殖民”背后隐含的“东方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问题。赛义德的“东方学”和某些西方学者的“后殖民”理论，因而受到这期间作家的关注和重视。正是赛义德所说的这种“东方主义”和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西方话语霸权，长期以来，借助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屈从于某些西方观念，背弃了自身的传统，丧失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加剧了本土文化的危机。因此重建本土文化的自信，拯救本土文化的危机，使本土的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形式，就成了一种选择的必然。凡此种种，正是上述力量的作用，使这期间的作家普遍萌生了一种本土意识，造就了包括长篇创作在内的文学发展的一种本土化趋势，如毕飞宇所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尤其是那批好的作家，全部回到中国的本土经验上来了。我们现在写的都是地道的中国小说。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