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研究者高度重视第一次文代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文学史意义，这两次会议也常常被视为划分文学史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相对而言，“作协四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常常被忽略，它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偶尔提及，主要是因为胡启立在《祝词》中正式作出了保障“创作自由”的承诺。“作协四大”曾被夏衍赞誉为文艺界的“遵义会议”①，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繁荣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作协四大”从筹备到召开的曲折进程，以及在会议召开之后产生的复杂回响，尤其是对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就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而言，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值得重视的成果仅有郝怀明的《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王晓中的《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吴自强的《作协“四大”与“创作自由”》②等。 一、一波三折的筹备过程 1984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1985年1月5日闭幕，1985年元旦休会一天，会期一共7天。会议从1982年底就开始筹备，张光年在1982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贺敬之应邀前来，坐了一个半小时。我扼要谈了作协整改的想法。他估计全国文艺工作会议要在明年二三月间召开，接着可召开作协代表大会。”③在1983年4月13日的日记中，张光年提到当天召开的中国作协党组会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为：“今年第四季度召开作协‘四大’，成立三个工作组，请唐、束、谢初拟工作组名单”④。在当年6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出席者为六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六届委员中的作家，张光年介绍了“作协四大”的筹备情况，宣布要在年内召开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⑤。但是，会议并没有如期召开。张光年在1983年9月26日的日记中有所交代：“冯牧来，谈首都近事，由于中央要抓思想战线问题，作协‘四大’今年不开了。”⑥到了1984年，在2月24日作协召开的党组会上，才大致确定了“作协四大”的会期：“作协‘四大’第三季度积极筹备第四季度可以开成。”⑦“作协四大”之所以一再延宕，当然受制于思想文化环境的微妙变化，人事安排的难产也是关键的原因。正如陈为人所言：“从1983年6月2日，中央批准中国作协召开‘四大’的请示报告，会期几经变更，人事安排名单一变再变，一直拖延至1984年底，筹备时间长达一年半，其难产可见一斑。作为‘七大群团’之一的作协，主席、副主席、主席团只是一个名分，真正的实权是掌握在党组手里。所以，围绕新一届党组班子，由谁挂帅，由哪些人组成，前后光大的方案即有四种。在四个大方案中，小的变动更是层出不穷，即使想勾勒出一个轮廓，也得费一番笔墨。”⑧关于党组书记人选方案的斟酌，张光年在1984年5月10日和6月30日的日记中都有所涉及：“党组交接班办法要重新考虑，我现在不赞成贺兼作协党组书记的办法。”⑨“王蒙电话：贺敬之目前访他，自诉有很多为难之处。他决定不调马烽了，也不提自兼作协党组书记，而劝王蒙接班。王辞谢，表示支持唐达成接班，贺赞成唐，对冯牧意见仍很大云。”⑩ 讨论“作协四大”的筹备，无法回避1984年9月中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党内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文艺界称为“京西宾馆会议”。刘白羽在1987年“涿州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京西宾馆会议是党内一个很正常的小会。准备迎接五次文代会，也谈了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我在会上发了言，诚心诚意地提出了文艺界的团结问题，我感到文艺界的不团结现象已发展到无法共事的程度。那个会有人告到上边，从此，中宣部就不能领导文联、作家协会了。因此现在又要发28号文件，重新肯定中宣部对文联、作协等十三个协会的领导。”(11)京西宾馆会议的主持者为贺敬之，主要议题是针对第五次文代会筹备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以及讨论有关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几份文件草案。中宣部文艺局的李准在会议上宣读了给丁玲平反的正式文件，不作讨论。贺敬之对京西宾馆会议的概括是：“这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宣部召开的讨论文艺工作的一次正常的会议，会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有人诬告，上级轻信而错误干预，致使谣言蜂起，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也由于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我，在宣读的会议闭幕词中接受了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以反‘左’为主的错误提法，被右倾势力歪曲利用了。”(12)“‘清污’问题，是座谈会上一个议论比较多的问题，经讨论，在肯定二中全会决定清污问题上取得了大多数一致的看法”(13)。以贯彻“清污”精神为目标，到在闭幕词中提及“以反‘左’为主”，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使得京西宾馆会议成为文坛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贺敬之的结论是：“耀邦同志在文艺界少数人的包围、推动下，对这次京西宾馆会议的干预，出现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就是：助长了右倾思潮，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抬头，大大加剧了文艺战线党内的不团结，成为更为严重的‘作协四大’的前奏。”(14) 从1983年到1984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声音高涨，京西宾馆会议就是这种势头的延续。胡耀邦等人对京西宾馆会议的纠偏，尤其是1984年12月2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使得“作协四大”的会议基调产生明显的改变。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送审稿和作协人事安排问题，参与起草胡启立的《祝词》的郝怀明撰文介绍：“会上，胡耀邦肯定作协的报告是个好报告。张光年说，报告中没有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有两位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认为界限不易说清楚。”“他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关于选举，胡耀邦认为“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文联党组我们可以指定一下，主席、副主席愿选谁就选谁，我们不干涉，来个根本改革。作协谁当主席，他们选，副主席要多少就多少”(15)。邓力群在回忆录中认为胡耀邦等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三个失误”是指反对精神污染存在“扩大化”、“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一哄而上”的失误；“两个不提”是指不提“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无效”是指人事名单“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16)。胡启立的《祝词》的文稿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负责起草，陈进玉和郝怀明提供修改意见。由于胡启立对草稿不满意，认为“分量不够，要重写”，参加重写工作的还有中央办公厅办公室的高运甲。遵照胡启立的指示，《祝词》的“核心是保证创作自由，不要因为作家写了有点问题的作品就上纲上线横加批判，就给予组织处分。这是对党领导文艺工作多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经验教训的总结”(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