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6)03-0001-16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关于提高中国话语权的讨论越来越多，那么提高话语权的关键是什么?在目前的背景下如何推动话语权的提升?以及如何处理好中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些问题成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寻求集体共识 建构集体认同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首次将“话语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话语权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功能论，从非经济的角度，从无所不在的关系中发展出微观权力论。福柯指出，任何话语背后都体现社会权力关系，话语即权力。人类一切认识与思想都由话语表达，话语是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历史是由话语所建构的。福柯还认为，话语权的对外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①。葛兰西、哈贝马斯、鲍德里亚、霍尔等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话语权的概念，但却为话语权的分析注入了理论元素。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被统治阶级不仅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也要在精神层面上摆脱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控制。②哈贝马斯提出“话语民主理论”，关注非政治的私人化的公共领域，与媒体话语形成互动商谈关系，对建立公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共同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③鲍德里亚对“仿像化的媒体话语”持批判态度。④霍尔的“编码理论”分解了话语传输过程的环节，尤其对受众“解码”的分析揭示了话语如何在被接受时实现权力，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在论及国际话语权时，必须将话语权的理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软实力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从软实力的角度分析话语权，学术界已有众多研究课题，例如政治正确性、意识形态、国际道义、国际舆论、知识框架、话语标准、国际规范、对外传播等。本文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是建构集体认同，如果国际话语权不能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只能自说自话，影响力也无从谈起。而关于集体认同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值得深入探讨。 话语权是已经表达出来加以实行的观念。国际认同的原则、理念、价值观和制度，归根结底源自观念。在近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念的重要性愈益提高。正如朱迪斯·戈尔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所指出的，观念有三个范畴：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当观念以世界观形式出现时，对人类行动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如新的主权观念导致了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建立由独立国家支配的国际秩序。原则化信念区分对错、是非、正义与非正义，对政治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如二战中对无辜者的屠杀使欧美人确信，人权应当成为国际规则中的问题。因果信念是精英的共识，具有权威性，为个人提供实现目标的指南。如科学知识可以揭示如何消除天花。⑤这不仅说明观念的重要性，而且启示了达到观念共识的三步途径：首先在全球精英中传播，取得共识，达到因果信念；其次使其成为原则化信念，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以此来判断是非对错；最后上升到世界观层次，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指引方向。中国有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大国也更有必要和可能提出新的观念为国际集体认同作出更大贡献，为此，中国必须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关注以下问题。 (一)针对全新问题，提出创新观念 今天，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了解与认识之广泛与深刻，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国际集体认同层次不同，有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全球认同。从全球的角度看，集体认同的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性的新阶段，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转型巨变中，全球集体认同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相比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认同危机对国际秩序的损害更为严重。 首先，全球集体认同面临的挑战在于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例如，全球生态变化、恐怖主义加剧、水资源匮乏等。谁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创新理念，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确实，各种源于不同文化的新观念层出不穷，形成了话语权的竞争态势。中国并未缺席话语权竞争，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针对恐怖主义提出一系列反恐新观念，为解决东亚地区安全困境提出新安全观，等等，这些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为了塑造集体认同，中国不仅要进行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而且要善于倾听其他国家精英和人民的声音，从中找到共同性和契合点，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是必需的，但如果只关心本国所面临的问题，对其他地区和全球的问题漠然置之，则不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会大打折扣。例如，亚太地区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首当其冲。如果中国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新观念，并认真吸取邻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观念，找到最大公约数，那么中国话语权的空间将大大拓宽。 (二)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 对于塑造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排他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它们并不特定存在于某国或某个民族之中。⑥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冲破了长期的文化封闭状态，但是排他性的文化在中国仍有市场，只不过表现为文化上的自大。另外，在中国也存在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增加了文化上的排他性。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曾指出：中国作为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具有绝对的文化优势。在这样的传统中接受教育的精英，根本不知道还有与自己文明相媲美的其他文明；而且确信中国在地理及文化方面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优于世界其他文化。⑦显然，这种观念不仅阻滞中国人推动本国文化进步，而且影响中国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世界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经过长期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互动已经逐步建立了文化共识。尤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化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民族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主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建立了一系列共同价值、规范和制度。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时，各国又互相借鉴不同的理念、措施和机制。这一切使得各种文化的共性空前增加，但同时也不抹杀文化的个性，而是在个性基础上塑造了共性。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看到，核心价值观中既吸收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又升华了中华文化价值观，将两者兼容并蓄，使当代中国的价值观达到了新的高度。它是时代的、民族的、也是面向未来的。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且要吸取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丰富、发展中国的文化，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