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3-0124-07 关于国民党左派，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作过如下定义：“指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其著名人物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①受到这一决议的影响，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往往以联共或反共作为区别国民党左右派的依据，而对国民党自身的左翼思想、政治与组织脉络等则关注较少。②事实上，国民党左派的问题内涵丰富，它既包含20世纪20年代中国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关系，又反映出国民党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分化，以及各种不同政治力量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探索。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③本文将廖仲恺的社会思想放置在国民党左派社会思想的整体脉络中，对比廖仲恺与其他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异同，阐述廖仲恺社会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中的独特意义。 一、重新认识国民党左派 国民党左派，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产生于1924-1927年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了要在中国造成激进的革命形势，曾主导过一种政治策略——通过在国民党政治高层、军事领导人和下层群众中，发展出一个亲苏亲共的“左派”，来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并进而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亲苏亲共的群众型政党。从国共合作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国民党中发展“左派”。随着不同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目标的变化，中共眼中的“左派”的标准也随时发生变化和调整。这种“发展左派”的策略，对于国民党的组织、成分、政策和党内权力结构的变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主导了我们今天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认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认识日益深入，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国民党左派在思想、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复杂性，关注国民党左派的发展、演变，及其自身的政治纲领。在90年代初，就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国民党左派经历过复杂的分化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1.从“一大”至“中山舰事件”之前，是“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领袖是廖仲恺和汪精卫，其特点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拥护“三大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巩固了领袖地位，蒋介石则借助汪精卫的政治庇护成为军事领袖，形成汪蒋合作局面，直至“中山舰事件”爆发。2.从“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出走，到1926年10月，是“左派”的“受挫阶段”，“左派”受到蒋介石的打击，组织涣散、彷徨无主；3.从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左派”开始进入复兴阶段，形成了以宋庆龄、邓演达、徐谦为政治首领、张发奎、唐生智为军事支柱的新的“左派”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反蒋和发动“迎汪复职运动”。10月，“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规定了“左派”的四条政纲，包括：(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4.1927年汪精卫返国之后，拉拢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孙科等人，又取得了唐生智、张发奎军事集团的支持，最终“叛变革命”。作者认为，汪精卫集团是“假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是“真左派”。④ 然而，国民党左派的内涵，却远远超出大革命的局限。就思想层面而言，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在国民党内，就始终不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论述。但抱持不同程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却并非都是主张联共的“左派”，有些甚至还是积极反共的“右派”。例如胡汉民、戴季陶都有唯物主义思想，也都关心社会问题，对劳工运动也曾予以关注，但是在大革命期间，两人都反对联共政策，反对中共主导的农工运动。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内的回响和国民党左派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大革命期间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人，思想非常复杂，并不都关注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右派”的人，思想也很复杂，并不都反对社会主义。 国民党内部还持续存在着一种自觉的建设独立的国民党左派理论与组织的努力。1926年底在广东成立的以甘乃光、陈孚木、王梦一等人为代表的“左派同盟”，就是一个试图打造独立的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团体。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说，左派同盟有几十个人，几乎包括了广州所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按其社会成分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半是大学生，和群众没有组织联系。甘乃光经常同陈延年等当时中共广东的领导人谈论群众问题，责备中共从国民党左派那里夺走了群众，左派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同共产党进行斗争，他们的政治纲领的核心是阶级合作，为了全民族利益放弃狭隘的阶级利益，以“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作为国民党的纲领。⑤ 甘乃光这种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使国民党左派摆脱中共定义、确立“左派”独立性的努力，在国共分裂后得到了延续。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不但接过了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而且试图赋予这一身份以新的理论内涵。在1928年，汪精卫的追随者——陈公博和顾孟余，先后来到上海，分别创办了《革命评论》与《前进》杂志，在民生与民主两个方面，表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立场。1928年冬，又在上海召集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恢复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精神”的口号，在1928-1929年之间，有数十种自称国民党左派或与“改组派”观点相近的杂志出版。⑥海外学术界往往将改组派及其所代表的思想路线，称为国民党左派。⑦ 可见，历史上的国民党左派，在思想系统和组织脉络上，都是复杂的，变动的，他们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反映了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索与探求，在今天，这一历史实践，仍为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