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3-0062-05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正值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之际(自遵义会议后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职)。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张闻天是如何领导全党应对这场影响非凡的事变呢？在研究中共与西安事变的著作、论文里，国内学术界往往过于突出共产国际的指导，毛泽东、周恩来的斡旋之功和应变之智等，对张闻天的领导作用提之甚少或点到即止。即便是在专门研究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文章里，研究者较为注重的多是从文献角度考证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对其领导作用也探讨不多。本文试图从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张闻天在历史发展转折关头是如何统一全党作出明智决策和抓住机会推进中共发展，以此说明张闻天负总责时期的良好领导机制和决策能力也是中共能够借西安事变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民主而非专断：领导中共中央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扣押了国民政府领袖和军事统帅蒋介石。对于此前中共是否知晓张、杨二人即将行非常之举，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从此事发生后中共反应不一致的材料来看，中共高层领导应未提前就该问题作出探讨或无从形成紧急预案。 事变的第二天(12月13日)，中共中央首次就西安事变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与会者积极发表了各自看法。毛泽东当时负责军事和国民党的外部(统战)工作，他认为西安事变具有积极的抗日意义，中共应借机将西安打造为抗日中心，因而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罪恶，要罢免蒋介石，公审蒋介石，“把蒋除掉”，并想办法推动国民党内各派别赞助西安事变。周恩来认为中共在形式上另立中心的条件尚不成熟，当务之急是在军事上做好准备，政治上则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之类的组织，“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意见一致，也认为中共应以西安为中心，另立政权。张闻天则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针对蒋介石等抗日妥协派的非常之举，意在抗日，中共在这种形势下，当务之急不是与南京方面对立，而是应对南京的妥协派尽量争取，对亲日派则要采取分化、孤立等措施，同时尽力巩固中共的军事实力，组织群众，以抗日为最高旗帜，借此机会建立起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共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1]。 由于会议上在是与南京方面对立另立政府，还是最大限度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是“除蒋”、“审蒋”，还是“释蒋”等方面意见不一，张闻天认为西安事变造成了国内国外新的矛盾，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中共冷静下来作出理智的决定，事缓则圆，“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2](P199)，因而此次会议并未形成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决策。此后六天中，以《申报》牵头的舆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英美为首的国际反战势力，对西安事变呈现出的是一片又一片抨击之声，毛泽东等“审蒋”主张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全国人民支持，其联合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抗日的要求也得不到响应，南京政府内部对西安事变则表现出战与和的激烈交锋，日本也欲借机扩大战态。12月19日，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指出“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2](P200)。这里所谓的西安事变的现象与本质是什么？为何和平解决方式更为进步呢？张闻天具体解释如下： 其一，西安事变的本质是为了抗日，但方式不当，如再采取与南京方面对立方式解决，只可能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自日本入侵东北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也激起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不满，他们在抗日问题上与中共达成一致抗日、停止内战的协议，为早日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战道路，在苦谏不行的情况下实行了军谏。从动机和性质上来看，以他们为代表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军谏蒋介石等是为了抗日救国，是“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2](P204)。从方式和负面影响来看，因为这一发动毕竟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而且扣留的是南京政府最高负责人蒋介石，于理于法都把西安置于南京的敌对地位，有可能导致新的，而且会给中华民族带来致命打击的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2](P204)。 其二，西安事变后存在着抗日的发动和内战的扩大两个前途的较量，而选择和平调解的方式更符合国内民意和国际反战趋势。西安事变爆发后，如果蒋介石失势，那么南京政府内部群龙无首，为争权夺利，内战爆发在所难免，而南京中间派(民族改良派)既不主战又不主和，这样只会削弱全国抗日力量，以致造成日方侵略的顺利条件。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稳定现有政局的情况下早日建立全国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抗日反而会迅速地并实际地实现。前一前途是德、意、日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而后一前途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全中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种力量所衷心拥护并要使之早日实现的[2](P204)。 其三，西安事变中反映出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在中国是抗日的正统代表，中共此时不反蒋更有利于推动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进行抗日，而不是继续打内战。蒋介石虽然在抗战上表现消极，但在国民党内部和群众中间还是有一定威信的，还有一批忠实的部下追随其后，其正统地位在国际上也获得认可。如果断然就将蒋介石处于阶下囚或被告或人民的公敌境地，那国内政治斗争的重心反而会放在维护蒋介石正统地位或争取谁是正统的内斗上。同时，以西安为中心，也易使中共处于多面被包围的敌对处境中，这样内斗下去对全国的抗日是不利，因而中共“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2](P200)。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向全国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3](P225)；第二个文件是中共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共要“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P205)。前者为毛泽东所写，后者为张闻天所写。可见，这次会议两人达成了高度一致。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张闻天还因意见不一致有过争论，列席这次会议的冯文彬、郭洪涛回忆道，毛与张之间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4]。当时，张闻天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压制毛泽东的见解，12月15日《红色中华》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5](P469)，就如毛泽东所说，让历史去检验更有说服力。随着西安事变后历史的展开，毛泽东意识到与蒋介石对立并非良策时及时改正到和平解决的立场上来，在会上指出为了抗日大计，对蒋介石的处置态度已与之前大不相同，“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1]。这说明，当时张闻天负总责时的中共中央能统一人心、作出正确决策，靠的是党内民主和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任何的个人专断或一时的意气用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