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世界一流公立大学财政结构转型及启示

       一、研究背景

       财政资源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与其合理的财政结构不无关系。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推动了政府与大学间传统关系的解构，促使大学不断反思自身的财政健康状况，采取多项举措优化其收支结构，形成较为科学的财政战略规划，并对高校资源的分配方式、选择策略乃至财政理念做出相应变革。

       据统计，美国大多数高校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学等3/4以上的革新是由财政力量引起的，[1]如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和利益相关的财政决策等。正如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熊彼特所强调的，经济衰退使资源重新分配，流向“有想法的组织”，为组织提供巨大的战略发展契机。[2]如果大学能够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调整财政结构，采取更为灵活的运行机制以强化财政管理能力，就有可能将危机中一半的危险转化为改革与发展的机遇。

       行为经济学认为，当一个组织系统发生变革时，最有效的检验方式是观察支撑这个体系的资源分配模式，这也是对既存秩序最透彻的解读。[3]大学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判断学校财政策略和资源分配的最直观、最可靠的指标，既能反映高校一定时期内的效率和价值取向，又能体现大学基于财政环境、相关经济制度以及教育政策所做出的战略规划。[4]

       本文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分析其危机前后的财政行为、分配流向以及策略组合，把握伯克利在财政结构转型发展中的战略导向，探索“后危机时代”世界一流公立大学财政所呈现的结构性变化特征，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在复杂经济环境中秉承大学理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研究框架

       乔治·凯勒在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理论中提出，财政健康的高校既要有短期的、具体的财政要求，也要有长期的、适应未来需要的战略要求。[5]布如威进一步解释道，短期财政策略的最低标准是使大学保持收支平衡；长期财政健康是指高校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收支在将来也能满足学校战略规划的各个向度，包括学术研究、教学改革、学生资助与服务等。[6]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数据整合系统(IPEDS)对大学收支项目的功能性划分(Operating expenses by Function)，[7]本文将五项主要收入和七项主要支出作为大学财政收支结构的具体指标，将各项收支指标的变化情况对应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而有效判断在不同状况下大学财政资源的分配模式与选择策略。(见图1)

      

       图1 基于IPEDS分类的大学财政收支结构框架

       选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就一项有关财政结构变化的研究而言，详细而透明的财务状况极为重要。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财务审查比私立大学更为严格，必须接受五方面的审计监督，即州议会审计、办公室对学校法定的审计、联邦政府对其拨付经费的审计、大学内部审计机构的审计以及邀请会计事务所对有关经济活动的审计。截至2015年，经审计公布的美国公立大学的财务报表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各项数据最为全面，选择其进行财政结构分析，具有更高的精准性和可信度。其次，加州大学是世界公立高等教育的旗舰，其伯克利分校更是各项学术指标和排名均处于世界一流行列，被誉为“公立高等教育的典范”。在201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中，伯克利分校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第一，并拥有世界排名第一的理科、世界排名第三的工科和世界排名第三的计算机科学，其人文社科也长期位列世界排名前五。[8]根据我国基本国情，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都是公立研究型高校。基于样本的比较原则，伯克利分校能最大限度地提供适应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先进经验和策略。

       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财政结构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金融危机前后的财政收支状况(2006-2014年)，其数据主要源于三个渠道：一是伯克利分校每年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二是加州大学(UC)总校的财务数据系统，包括年度绩效报告、校长报告、UC校内期刊及网络平台；三是美国高等教育数据整合系统(IPEDS)和高等教育基本信息调查(HEGIS)公布的年度数据。

       (一)收入指标的结构性变化

       伯克利分校作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首要收入来源是科研基金及其合同。除金融危机期间略有下降外(2007年为29.2％，2008年为28.9％)，近十年比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约占财政总收入的1/3。历年的财务报告显示，伯克利的科研经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校内各研究机构获得的各级政府类基金，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卫生与人类服务部(DHHS)、国防部(DOD)、教育部(DOE)等；二是校企联合获得的企业界科研合同，以及一些重大科学技术的专项工程。[9]基金合同的高收入占有率说明，科研活动是伯克利发展的优先区域，且尤为重视大学与国家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特别是在科技、工程、医疗、国防、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由国家设计顶层发展战略，伯克利拥有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通过竞争立项获取经费，提出攻关技术或解决方案。这既为学术提供财政支持，又将学术应用于实践，保证了美国的科技水平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是政府拨款。美国公立大学肩负着为全州公民服务的使命，州政府拨款是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近十年的财务状况显示，政府拨款的下降最为明显，由2006年的27％减少至2014年的14％，金融危机后减幅超过90％。从美国公立大学的财务机制看，公共性经费是其发展的关键资源，但财政经费紧缺带来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行，致使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等观点充斥政府。一旦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政府管理阶层便把文化和教育的命运交付随着市场波动变化的资助者的利益和情绪，政府拨款逐渐成为公立大学一项最不稳定的收入来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