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4-0073-12 在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威权的、集权统治。大量的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对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研究①、倪志伟(Victor Nee)等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②以及许慧文(Vivienne Shue)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等③。邹谠将改革以前“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的政体概括为“全能主义”④。孙立平、王汉生等将这种“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的社会形态概括为“总体性社会”⑤。孙隆基倾向于用“大一统”⑥，金观涛、刘青峰用“超稳定结构”⑦来描述这种国家形态。这些研究都表明，改革以前，国家处于社会控制及政治总动员的中心。周雪光认为，建国后50年是由政治逻辑支配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是无所不包的角色⑧。项飚指出，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国家通过经济建设，通过直接分配生活资源，形成了中国群众和国家的一种特有的亲密关系⑨。国家以各种方式全方位渗透于私人生活诸领域，如就业、住房，从而与个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直接关联性。我们把这种个人与国家关系称为“国家吸纳个人”⑩或“国家整合个人”，即国家通过逐步渗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而逐步吸纳个人(11)。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包容合一的状态的延续(12)。这种延续使得19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基本呈现一种国家包容整合的局面，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毋庸置疑。也因此，转型之后因“市场、社会”的逐步生成、介入而导致的个人—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被视为“断裂、失衡”而受到广泛关注(13)。 作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本研究将在考察1949年之后的五十年高校毕业分配制度演变中导入个人与国家关系作为基本的视角。着重考察未转型之前，“大一统”的国家与缺失主体性的个人所形成的“吸纳型”的国家—个人关系是如何在高校毕业分配制度中得到体现的。通过在社会学视角下关注个人与国家关系，不仅将关注点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进一步拓展至微观的个体层面，还可以将两者进一步贯穿与勾连，使得高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演变过程更清晰地呈现在两者之间。此外，以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角度介入，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失衡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前，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方式是自谋职业，失业现象十分普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工作由政府分配”，该项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拥护，也因而彻底改变了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局面。毕业分配制度至此全面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由于严格实行毕业分配制度，毕业生无须为工作发愁，“毕业即就业”。改革开放之后，毕业分配制度开始松动，国家逐步开始提倡“供需见面”、用人单位择优录用及自主择业。特别是1999年教育部公布高校执行扩招计划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任何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事实都应该被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和脉络中去解释，大学生就业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事实，它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中具有怎样的历史性变迁?又经历了怎样的改革与转型?毕业分配制度是如何建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个人与国家关系又是如何因毕业分配制度的渐趋消弭而发生转型的?我们试图通过对1951年至1999年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高校毕业分配的报道进行历史梳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创刊于1948年6月15日。其前身是《晋察冀日报》(1937-1948)和邯郸市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1948)。自创刊以来，《人民日报》一直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重要指示，是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一面旗帜。在传媒社会学、新闻学等领域不乏学者以《人民日报》的报道进行质性研究，涉及主题涵盖典型人物的形象建构与嬗变、政治动员过程等(14)。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一、毕业分配制度的形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城市中，失业现象非常严重。根据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苏州、无锡等14座工商大埠进行的统计，其失业人数达2655818人(15)。这其中，大学生失业问题颇为引人注目。国民政府成立后，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至1936年，全国共有大学42所，各级各类学院共36所，专科学校共30所。历年毕业学生人数也逐年增长，从1930年的4583人猛增到1936年的9154人(16)。但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特殊原因及滞后的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学生就业问题极为突出。根据教育部对1933和1934两年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未就业者的统计，未就业者在毕业生中所占比例为13.1％，且文科学生最多(17)。1934年7月1日，北平的大学生率先组织职业运动大联盟，发表了全国各大学毕业同学书，希望各地同学一致行动，打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同时向中央政府进行请愿，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为此，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如制定相关政策、开办相关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减少文科招生，加大理工科的招生等(18)。1934年10月，教育部与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并颁布专科学校组织职业介绍机关办法，要求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组织职业介绍机构，协调组织学生的就业。但是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也无暇兑现这些承诺，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因此被延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