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社会分层的专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机会的扩张是否为那些具有弱势家庭背景的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降低社会不平等，抑或主要有利于那些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子女，从而扩大社会不平等(Mare，1980；Shavit and Blossfeld，1993)。在西方发达社会中，由于小学和中学教育已基本普及，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影响(Shavit，Arum and Gamoran，2007)。毫无疑问，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已成为进入管理职位或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基本条件，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渐突显。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往往伴随着精英研究型大学和其他二、三流大学的日渐分化，而后者为越来越多的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女所占据(Brint and Karabel，1989；Karabel，2005)。此外，不少研究也显示，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大学文凭不断贬值，获得那些人们心仪的工作所需要的教育门槛也越来越高(Shavit and Kraus，1990；Van der Werforst and Andersen，2005；廉思，2009)。因此，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教育扩张和分化过程如何形塑造社会分层模式的有关理论(Shavit，Arum and Gamoran，2007)。 来自中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教育和社会分层研究者特别关注，①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经历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在中等教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的一项政策驱动(Wu and Zhang，2010；Wang，2014)。我们知道，个人的教育获得是一个依序递进的过程(Mare，1980)。对那些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的年轻人来说，大学的门开得再大，也与他们无缘。这种跳跃式、大幅度的扩招对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具有重要的涵义。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力起初主要来自经济效益的考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需求不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在就业方面也面临重重困难。伴随着高等教育扩招的是大学教育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传统和望子成龙的期望使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将家庭储蓄花费在子女教育上。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非常有限。大学教育在中国精英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很早以来就受到学者的关注(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魏昂德(Walder，1995)描绘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两条不同的职业流动路径所导致的精英的二元分割：通向管理精英的路径同时需要大学文凭和党员身份，通向专业精英的则只需要大学文凭；其后，魏昂德及其合作者(Walder，Li and Treiman，2000)分析了1996年回顾性的调查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后大学教育在两种职业路径中作用的同时提升，使两条职业路径的分野也越来越模糊且互相交叉(Li and Walder，2001)。他们猜测这些变化主要来源于大学毕业生供给的增加。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幅度扩张的同时，执政党也加快了在大学生中吸收党员和加强大学意识形态工作的步伐(Guo，2005)。根据有关资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新发展党员中增长最为迅速的莫过于青年和学生群体。③因此，在大学毕业生数量和党员同时增长的新历史形势下，精英职业流动的二元路径和“庇护式流动”(sponsored mobility)的模式如何发生变化，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进一步说，即便是以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大学文凭和党员身份的相对独立的作用，而忽视家庭背景对获得人力资本(大学文凭)和政治资本(党员身份)的影响。在大学扩招和党员人数在青年学生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是否拥有大学文凭成为进入精英群体的首要标准；党员这个政治身份则成为这个日渐扩大的群体进一步区隔的重要标志，影响其后续的职业发展和地位获得。在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高校内部的分化，精英高等教育似乎变得更加精英，精英高校学生的社会来源多样性不断下降也是有目共睹的(杨东平，2006；梁晨等，2013；Shavit，Arum and Gamoran，2007)。④一些零星的观察资料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强化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过程。 本文利用自2009年开始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在大学扩招背景下中国的年青一代获得高等教育复杂过程和结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一个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如何获得不同层次/质量的教育机会。这既是精英地位获得研究过程的第一步，也呼应了学者和公众近年来关注的教育公平性与社会流动的热烈讨论。在以下部分，我们将首先梳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讨论，提出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高等教育政策、中学教育与大学招生制度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接着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整体分析框架，并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的整体研究设计、数据内容等进行介绍。最后我们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分析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高考分数和享受特殊招生政策，以及大学生入党的影响因素，并试图与社会学中关于社会主义在分配体制下精英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在结论部分，还讨论了未来相关课题的研究。 二、从“鲤鱼跳龙门”到“寒门难出贵子”：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精英流动与再生产 无论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视野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和精英地位获得，均具有特殊意义。从跨国社会分层比较研究的文献来看，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直是双面的，即，对于那些出身地位比较低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际遇，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又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使其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以维持和传递他们已获得的地位优势，教育从而成为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工具(Ishida，Muller and Ridge，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