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5-0026-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了巨大飞跃，这与中国经济的成熟密不可分。如果说“城市化”这个概念强调对传统型社会形式的扬弃与对现代型社会形式的建构这两个过程，那么它的实质也就成了乡村社会扬弃自身走向城市的动态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课题。 一、“乡愁”与现代性的空间隔离 城市与乡村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同的，这是人对两种社会空间形式的文化感知。乡村充满着土地、河流、耕种的汗水与自然的气息，各种硬件设备与建筑取向多以实用为主，人们从事着粗放的体力劳动；而城市则充斥着钢筋水泥、规则的几何图形、各种机械装置的运转与噪音，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人们在精致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中开始与结束每一天的生活。乡村充满着风土人情、风俗传统，家族意识强烈，生活节奏松缓，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简单而直接，对人生、世界、政治与知识的思考较为保守，人的见识也相对有限；而城市则弥漫着独立与漠然、规则与体系，集体意识淡薄，生活节奏很快，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复杂而多变，个人利益与政治生活永远是生命的主题，同时也积蓄着对知识、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执着思考。 然而，城乡软硬环境的不同并不能说明二者文化心态的肤浅或成熟。虽然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固有印象是简单自然却庸俗浅薄，但乡村文化体现的文化心态却是积极的，追求变化的，甚至是倾向于理想主义的。乡村文化的“边缘”总是透露出一丝进取，虽然受限于见识，这种进取有可能表现为某种“落后”甚至“愚昧”，但这种文化中蕴藏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同样的，虽然乡村人的社会关系较为简单，但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从这种社会关系中得到深刻的认知，乡下的一些老人虽然对现代知识系统一窍不通，但他们对家族观念、人情世故的认识程度并不弱于城市中的类似群体，甚至令大多数城市人汗颜，正如费孝通先生实证的，在传统宗族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认知其实是很高的。反过来看，虽然城市中的人每天面对着大量复杂且变化的对象，但城市人所普遍认同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立场却是简单且唯一的，这自然引导人们总是试图对变化复杂的世界作出固定且单调的解释，或者说作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解释。这种倾向不仅造成人们对世界的狭隘理解，也容易导致固执、自大与非此即彼，这也是城市文化富于侵略性的原因之一。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异并不能说明文化层次的高低，至少从文化心态的角度看，两种文化都有它们独特的优势与无法回避的劣势，两种文化都是高度成熟且发达的，都能够切入人们对生存意义的反思这一层面上来。 从生存的意义上，区隔城市与乡村的角度是“空间”。当然，这种空间规定绝非一成不变的，正如“生存”的概念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而“乡愁”则是人对这种生存过程的直接反省。 “乡愁”是一种模糊的文化知觉。从原初意义上，它是人们对一种空间需求(返回家乡)无法得到满足的无奈。对此，我们需要理解两个规定： 第一，“乡”意味着人的一种必要的空间需求。在这种需求中，“乡”作为一个地理特指，承载着包括个体经验、文化记忆、家族血亲等庞大的意义集团。表面上看，乡愁是一种怀旧，越是年长，乡愁越深；深入挖掘，“怀旧”则是对人的自身存在意义的追寻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回应，即“我从哪里来”。从弗洛伊德的理论看，人对生命之根的渴望与人对母亲的先天依恋是类似的。婴儿与生俱来的吮奶反射是对母亲先天(被迫)依赖的证据，也是人类强大生存欲望的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母亲”等同于“生存”，对母亲的依赖，等同于婴儿自身的求生本能。然而，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成熟与理性反思引导他构建起更为丰富的“生存”概念，因而也就需要一个在内涵上更加丰富的“母亲”来完成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平衡。这种脱离母体(故乡)而独立，并在意义上彻底否定自己母亲(背井离乡)的成长过程，建构了“乡”与“母亲”的隐喻。因而，在精神上对母亲(故乡)的依恋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在空间上对故乡(母亲)的向往也是这种需求的表现形式。 第二，“愁”意味着这种需求无法被满足，即空间障碍无法跨越。在现代社会以前，受制于人的交通能力，归乡是一种不可企及的活动；即使能够归乡，巨大的时间成本也让普通人难以承受；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求的待哺状态转化为“愁”，尤指这种对空间障碍的无奈。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乡愁”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间障碍不再无法逾越，人们归乡的成本越来越低，甚至很多从未离乡的人，依然不乏乡愁的存在。因而，构建“乡愁”的内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障碍，而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空间隔离。这种空间隔离如看不见的“监狱”，把人们牢牢地囚禁住了。米歇尔·福柯指出，现代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对人进行规训，即“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①。它的实现方式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②。这种规训方式在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想象一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讨论分工过程时的经典案例——扣针工业③，为了保证工序的流畅，每个人的工作都需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以分工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流水体系在美国福特公司那里实现了飞跃，合理的工业流水设计与完善的企业管理创造了现代汽车工业的奇迹，安东尼奥·葛兰西直接将“福特主义”与“美国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而他认为福特主义可能造成了“国家和社会机关对单独个人所实行的增长的精神强制”④，即便人们都是自由地行动、自由地思考、赚取高额工资，但他们依然被塑造成“受过训练的猩猩”⑤。在福柯看来，对于空间的利用是现代性实现隐秘权力的手段，工业流水线是一个案例，而例如档案、座次表、时间表、规定、法令等各种对人进行“标签化”来分类的东西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人的规训，这种作用方式在本质上和监狱并无差异。⑥而正是这样一种隐性的非惩罚式监狱，让规训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每个人都在监狱中自由地生活着，他们不能也不愿离开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