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先从笔者最近遇到的两件事情讲起。①2015年，受珠海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委托，我们开展了一个题为“唐家湾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开发模式探讨”的研究项目。一说起珠海，大家的印象就是从海边的小渔村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座现代化城市，殊不知作为老珠海的唐家湾原本并非渔村，而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由于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入在发展经济方面，古镇的景观日趋败落，核心区域几乎变成外来打工者聚居的城中村。我们的任务是对古镇中现存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进行梳理，然后结合国内其他古村镇保护开发的经验，对当地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遗产提出对策性建议。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唐家湾因邻近澳门，近代以来发展起了独具特色的留学文化、侨乡文化、商业文化及买办文化，涌现出一批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风云人物，如开平矿务局和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唐廷枢，“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创办人唐国安，粤剧编剧家唐涤生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等。在中心地带的唐家古镇，至今保留有三庙(圣堂庙、文武帝庙、金花庙)、十三座宗祠、唐绍仪故居(含望慈山房和共乐园)等古建筑群，以及唐家茶果、“金花诞”等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每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在金花庙举行的“金花诞”，在当地保存较好，2012年被列入珠海市第五批市级非遗名录。但我们在参加2015年“金花诞”的过程中却发现，虽然全村大部分家庭都有捐款，祭祀时还使用了以三条烧猪为祭品的最高等级，但整个活动规模很小，现场只有二、三十个妇女和老人参加，前后持续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三庙平时一般都大门紧闭。古镇里的祠堂等古建筑，大部分也都处于闲置状态，有的里面长满荒草。“金花诞”那天，正好有个在唐家古镇租屋居住的美国人路过，看到庙门开着，里面香烟缭绕，他非常兴奋，说自己就住在离这个庙不远的地方，以前不知道这是什么建筑，原来这是座庙！对此我们课题组成员也多有感慨，像唐家三庙这样的古建筑和“金花诞”这样的传统民俗，能不能通过当地政府、社区和民俗学者的共同打造和经营，使之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共享呢？ 另一件事是，2015年10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主办的“城市化进程中节庆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北京传统音乐节”系列活动的框架下举行，这个音乐节已举办了七届，规模很大，经济上主要依靠政府资助。所谓传统音乐，主要是相对于现代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而言，既包括中国古典音乐，也包括国内外各个民族的民间音乐。很多出身“草根”的音乐班子在此也有机会登上艺术的大舞台，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展示风采。这样一个音乐界的活动，为什么也邀请我们民俗学者参与呢？原来主办者这些年来在收获成功的同时也受到很多批评。在研讨会上有学者就质问他们，你们这种音乐节其实就是一个人为设计的活动，根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节日，经济上也不能自足自养，一旦政府撤资，就搞不下去了。如果将来想要长久经营，最好是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民间性质的节日。于是，如何让传统音乐节更加“节日化”就成了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在场的民俗学者们纷纷建言，从节日的时间坐标性、神圣性、公共性、创新性等角度进行了讨论。 身处以上两种情境，笔者经常想，当我们民俗学者以专家或咨询者的身份，参与到唐家湾的保护开发、“金花诞”和“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建构设计这类社会文化实践中去时，我们其实不就成了德国学者所说的“民俗主义者”？假如不想被带上这样一顶帽子，那么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其中，做到既能服务社会又不会丧失自身的学术立场呢？ 二、民俗主义的概念 尽管先前已发表过相关文章，在此还是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民俗主义的概念。民俗主义概念是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泽(Hans Moser)在1962年发表的《论当代民俗主义》中提出的。莫泽生于1903年，辈分上属于老一代民俗学家，但他活跃的时期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德国民俗学在经历了第三帝国时期的“繁盛”之后、处于战后反省和学术危机的时期。巴伐利亚政府自1938年始在巴伐利亚家乡文化保护协会内设置了一个民俗研究的专职岗位，莫泽从1950年开始担任这一职务。1962年该职位并入到巴伐利亚科学院下属的巴伐利亚地方史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中，并成立了民俗学研究所。这是个很小的研究所，一般只有两个正式编制，主要工作是编辑《巴伐利亚民俗学年刊》(Das bayersiche Jahrbuch für Volkskunde)，整理出版从民间搜集来的民俗资料，以及编辑出版民俗学研究的系列丛书。该机构官网对其学术定位做出以下简要介绍：“挖掘从中世纪晚期直至今天的文化史证据。专门知识、文献和访谈的整体视角使得洞察我们祖先以及同代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成为可能。”②由于莫泽和他的同事们特别强调民俗档案文献研究的重要性，所以被称为是民俗学的“历史档案学派”。 从“历史档案学派”往回看，德国民俗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史。十九世纪初，在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应德意志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民间文化的价值在德国被发现并被建构。从最早的搜集和加工民歌、童话等民间文学资料，到学院派的乡土研究，早期的德国民俗学可以说是一个浪漫主义理想和科学主义方法的结合体。其浪漫主义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民俗学者旨在利用民俗资料来重构日耳曼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一致性，证明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且绵延不断。20世纪上半叶德国民俗学所从事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例如调查和绘制《德国民俗地图集》，以及第三帝国时期“祖先遗产”框架下的相关研究，都反映出这样一种潜在的学科目的。③但不可否认，德国古典民俗学也有科学主义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文献的考据和对文本真实性的探究上。例如，作为草创者的格林兄弟，本身就是语言学家出身，他们在记录童话时特别注重保存叙事语言的地方特色，在文本和文献研究方面也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性。④被称为德国“民俗学之父”的里尔(Wihelm Heinrich Riehl)强调民俗学研究应使用传统内务统计学的方法，以及新兴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虽然他本人所做的田野调查还是非常初级、采风式的，主要是到乡间走一走，搜集一些文物和民间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