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许多AFS①主席都提到过的那个艰巨任务，现在摆在了我的面前。“会长演说”是个骇人的尝试，特别是它象征着你作为会长的工作即将完成——这一刻最终在瞬间到来，而你昨天似乎还拥有着改变世界的哪怕是最微小的主动权。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令人生畏的，它通常试图描绘出专业的状况：评价过去、思考现在、描绘未来。②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广泛的关联，而且非常明确地反映出，我们的学科仍处于民族志学的中心地位。也许这项尝试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要传达出对于我们这个领域的我所感受到的激情。加入AFS许多年，一直受惠于很多导师、同事、教师、学生和朋友们的洞见、勇气和热情。这使我感到，我们是特殊使命的继承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我们正用智慧、热心、广度、深度以及无穷的动力和巨大的潜能促进着社会的改变。 但是，当我罗列面临这项任务的难处之时，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你们真正的问题所在：1974年11月2日，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做过了我的演说。假如戴尔没说过，那么《民俗本性与太阳神话》③过去是、现在仍旧正是我想要说的话。④当然，他写过的很多东西我都希望是我写的就好了；而戴尔的《民俗本性与太阳神话》，探究了这一学科的独特核心和基本视角，正因如此，我们才被认定为民俗学家。我常常和学生们讲，特殊的秘密就掩藏在距今差不多40年的戴尔的文字里。戴尔是我的导师，论文委员会的主席，我对他非常敬佩。所以，在准备写这篇演说稿时，我向他求助。可惜他已身不在此，我温习他的会长演说，以期获得我一向获得的智慧和方向。除了那些美好的语句和观点之外，我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在谈到我们这一领域的局限时，戴尔写到“这一学科得以发展，是因为那里有富于献身精神的同好之士；不过，定义民俗学的总体性质却是很难的，就像要在任何机构和理论化的体系中划定一块地盘一样”，他写道，“广而言之，民俗学被视为是一门研究那些被忽视的事情的学问，是其他科学的剩余之物”，而且“就像克罗伯(Kroeber)对人类学曾经的观察那样，一门剩余的学科是很难永久为自己辩解的。”⑤ 四十年前，戴尔将民俗学视为是对他者忽视之事和对其他学科剩余之事的研究，是正确的。四十年来，我们看到学会和周围世界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我认为这些变化在我们的专业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将成为我今天讲话的中心。我将讨论四十多年来，在知识分子的、官僚主义的和世俗社会不断向民粹主义发展的世界上，不管怎么说，我们知识分子的环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地关注民间文化的声音和各种知识。⑥从调查的实证主义风潮以及缺少信用的宏大文化叙事，转向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带来了许多理论和政治的危机；转向欣赏、至少是顾及民间话语，都与此有着深刻的关联，而并非幼稚之举。⑦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遇到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我们的专业。我与人文社会科学界，与医药界、法律界，或者与邮局和街角商店里的人们互动，他们都建议我们的专业要保有仅存的凡心，而这正是我们的研究更能增值的地方。学界和公众对于民间话语的认知转变，集中体现在文化的两个领域：叙事和地方性知识。下面，我将谈到这种对于民间话语的兴趣的剧增，探讨在当代学界和世界的场域下，叙事和地方性知识重要性的激增，这种新发现的重要性对于社区而言的优缺点；以及在变革的氛围中，当民间话语成为立在山头的“小酷哥”，我们的学科该如何处理“为与不为、能与不能、该与不该”的问题，将扮演怎样真实的、想象的和潜在的角色。我的例证将来源于我所热爱的领域：民俗与健康、民俗与法律。 让我从叙事开始吧。过去几年间，在为数众多的专业中，都出现了叙事和叙事分析的兴趣萌芽。这种兴趣常常指的是“叙事转向”，马丁·克赖斯沃斯(Martin Kreiswirth)1994年造出了这个说法，在稍后一些的文字里他指出“二十五年之前，叙事和理论化叙事的兴趣前所未有地海量喷发，至今仍然保持着持续增加和积聚的态势。”⑧克赖斯沃斯引证，叙事的兴趣扩张到了交际理论、教育学、社会学、认知研究、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数学、医学和法律等学科；而他也注意到，过去人们并没有思考过，叙事是实用的、正式的、通用的或者是解释性的⑨，但是现在却常常聚焦于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他建议在今天将叙事重新理解为“我们怎样梳理和评估知识和人类行为的中心”⑩，以及知识形成和散播的关键一环。克赖斯沃斯同意海姆斯的理论，并指出，直至最近，“叙事的模式远在学科范式之外，至少作为分析工具而言，它们简直就是不能想象的”(11)。“故事会出现在这些上下文中，但都是类似题外话、例子、修辞性装饰等理性讨论框架指南之外的增补，并不值得评论”。(12)不过，持不同意见者之一，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杰出英文教授、《叙事》学刊的编辑杰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2008年争辩道，叙事转向是当代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运动，其影响的学科不断增长。(13)其他人将现代对叙事的聚焦归功于自传式民族志。(14)当下关于如何呈现减弱了的次要的声音的探究(15)，以及我们对于民族志和政治化再现的兴趣(16)，至少部分是源于对于叙事的最新盘活的关注。(17) 虽然将“叙事转向”看成学科巨大的范式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仍在学界之外，我们依旧看到在世界上对于叙事态度的重大改变还有着真实的鸿沟。几位当代学者断言，我们变成了叙事的社会。在后现代文化中，从支配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提升了故事讲述者、见证人、证言、生活故事和私人经验叙事在我们周遭的公共文化的各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8)；法律的情形支持这一点，法庭上前所未有地重视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证词(19)；在医药界，患者的叙事如今作为一种诊断的工具被讨论(20)；此外，教育叙事被视作教师培训的核心部分而被有意识地组合到了学校的课程设置中。(21)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叙事在之前的公众文化中没有一席之地，想想二十世纪早期制药广告中证言的重要性就会有所了解。(22)然而今天，对民间话语的兴趣被理解成创造公众文化的一种路径，既可被注意到又可承担责任。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伴随着觉悟和责任的意识有时候会带来真的觉悟和责任。有些人揣摩我们有最阴暗的想法，以为我们想利用对民间话语的兴趣来获得可见的好处；但有时候也正是他们，真诚地认为，理解叙事也许意味着理解普通人，而理解普通人也许是件好事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