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现代社会文化的常态 民俗学是现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重要部门之一，但它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和母语、国粹、浪漫主义、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并因此构成各自国家内部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石，成为其文化自豪感的源泉。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民俗学同时又总被认为是没有理论的，例如在中国民俗学经常被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近邻学科认为只有学科建构，没有理论建树。一般而言，民俗学作为民族国家的学问，经常会因为囿于或满足、陶醉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较少有动力去追求超然和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或许也可以说民俗学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学术体系内滋生和成长，较难形成自由质疑和批评的学术氛围，较难形成有效和大面积的国际学术交流，自然也就难以形成世界范围内共享的概念和理论。各国民俗学即便多少形成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等等，但除少数情形之外，往往也大都是在各自国家内部被消化；而且，当这些理论主要是和各自国家内部的文化政策、民族主义以及社会情势相结合时，自然也就较难对其他文化圈的民俗文化事象有多少解释力。 20世纪60年代，德国民俗学提出“民俗主义”的概念，试图用它来描述现代社会里更为多样化的民俗文化现象，这个概念难得地引起了各国民俗学者的关注，并先后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进而传播到美国，并影响到日本和中国。现在，它已成为为数不多的国际民俗学界可以通约的关键词之一。民俗主义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较好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数民俗文化事象的常态，就此而论，民俗主义概念可以说是民俗学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对应。20世纪50—60年代以降，世界范围的和平、发展与全球化，当然还有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促使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了大面积的文化商品化和产业化趋势，市民社会和消费主义，还有现代媒体与大众文化等等，均把传统民俗学视为对象的那些范畴裹挟了进来，日益形成了全新的民俗文化的事象群，它们不再只是民众日常生活其中、并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的民俗，它们还直接成为人们消费之物和鉴赏之物。长期以来，从事建构民族国家之神圣性和自豪感的传统民俗学，当面对普通百姓的现代日常生活与消费民俗的各种形式时，无法采用既有概念和研究范式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应对，于是，它在各国均相继陷入到学科存废的危机状态。 由于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因此，它便成为以德国为首的各国民俗学迈向现代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契机。无数脱离了原先的母体、时空文脉和意义、功能的民俗或其碎片，得以在全新的社会状况下和新的文化脉络中被消费、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组、再编、混搭和自由组合，并且具备了全新的意义、功能、目的以及价值。由此产生的民俗文化现象，便是民俗主义。在现代社会，包括很多貌似传统的事象，也不再具备其原有的意义和功能，而是和现代社会的科技生活彼此渗透，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重新被赋予新的位置，获得新的功能和意义。承认、正视和接受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由此对民俗主义概念和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各国民俗学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转型或转向。 中国民俗学也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它曾经“眼睛向下”，发现了人民和他们的创作，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变革；它也曾历经阶级革命的、科学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以及现代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洗礼，如今仍在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化、市场经济、互联网和全球化日甚一日地改变着中国，毫无疑问，各种形态的民俗主义现象在中国也是无所不在地大面积发生，不断地形塑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众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形貌。中国民俗学以其现有的理念、范畴、学术话语体系以及分析研究的框架等，在面对如此巨变而又富于多样性的现实状况时感到捉襟见肘，实在不足为奇。民俗学是沉溺于乡愁、持续地礼赞传统、固守本质主义的信念，自言自语地反复陈述地方、族群或民族国家的文化荣耀，满足于在民族国家的学问这一框架之内的自我复制与建构，还是直面现实的中国当下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民大众的，以及由消费生活所主导的社会，积极地关照和回应亿万民众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实践？中国民俗学正在纠结于成长为现代民俗学的诸多烦恼。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在中国宣扬和普及民俗主义的概念及其研究视角，而是试图推动中国民俗学在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的各种鲜活的现实，亦即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的社会文化常态的同时，也能够深刻地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只有大多数民俗学者对此有所自觉，中国民俗学的升级换代才有可能。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应该在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同时，还应持续不断地积累本土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实践，这样的研究实践恰好可以从对民俗主义现象的研究起步，从对民俗学者自身介入的各种实践场景的深刻反思起步。 二、民俗主义视角推动中国民俗学的反思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民俗学发生了对“真/伪”民俗的讨论，60—80年代，德国民俗学发生了对“民俗主义”现象的讨论；1990年代到2010年代，日本民俗学致力于引进、消化和实践运用民俗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其国内的各种民俗文化现象。上述各国有关“真/伪”民俗及民俗主义的学术讨论，虽然各有其社会及时代的背景，但均与其各自国家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学的基本理念，以及促使民俗学升级换代成为现代民俗学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相继有过对“泛民俗”“伪民俗”等问题的探讨。21世纪初，民俗主义的海外研究成果以各种渠道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中国民俗学者在对其消化的同时，也开始尝试采用民俗主义概念，应用民俗主义研究视角探讨国内的各种相关民俗文化事象。短短十余年间，一大批富有新意的专题论文各有斩获，共同构成了中国民俗学中颇为活跃的研究动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