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为“运动”的身影早已远去，但历史却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它留下的诸多话题，如民主、科学、自由、启蒙等，在今天依然莫衷一是，其分歧并不亚于“五四”当年。甚至，连“五四”本身的意义和基本形象都还存在着莫大的争议。直到今天，围绕“五四”，我们似乎还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激战，或者说，是剑拔弩张、非此即彼的“选边站”。问题是，今天的争论甚至激战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把握，论战双方又是否具有文化研讨所必需的思想认同平台？本文试图重返“五四”思想论争的现场，再现这些思想分歧和论争发生时的历史情景，剖析“五四”的思想分歧与今日人们的“选边站”是否出自同一种逻辑，思考“选边站”的我们是否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论争处在同样的历史机制中。 围绕“五四”的文化激战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持续展开，乃是因为“五四”一直是各种思想流派(乃至各种党派、政治力量)谈论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对所谓“五四”的理解和认识更是学界分析、评价和判断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成就和局限——的主要“根据”。左翼政治家已经得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开端的结论，而如蒋介石这样的专制独裁者则批评“自由主义”的“五四”背弃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到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将思想文化“启蒙”的想象尽情交付给那个时代。当然，随即引入的西方汉学(尤其美国中国学)又提醒人们反思其“激进”与“偏激”……历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纪念一点都没减少当下围绕它的种种争论。问题是：“五四”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研究者在今天是否能够按照历史本身的理路来读解“五四”？“五四”当时的分歧与今日之评判是一回事吗？众说纷纭的“五四”还有哪些因素被我们忽视了？而这些因素是否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认知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 在今天，质疑、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七点：(一)少数知识分子的偏激导致了全民族文化的悲剧。(二)彻底反传统、割裂民族文化传统。(三)唯我独尊，充满了话语“霸权”。(四)引入线性历史发展观、激进主义的文化态度，导致现代中国一系列文化观念上的弊病甚至迷失。(五)客观上应和了西方的文化殖民策略。(六)开启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文革”思维的源头。(七)白话取代文言，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书写传统。以上可谓“五四”的“七宗罪”。然而，由论争中的激烈言辞所概括出来的“罪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与思想内涵是否就由这些情绪性的言辞所体现？进一步说，我们今天反省和批判“五四”的根据是否充足？促使我们反省和批判的动力究竟是“五四”的偏激还是我们自身立场的需要？在我看来，恰恰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呈现出了从历史知识到思维理路等多方面的缠绕和混沌。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假设：“五四”的历史早应成为稳定的“故纸堆”中的材料，只等待我们的重读和阐释。然而问题却远没有这样简单，分析近年来那些对“五四”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多少让人有些惊讶的事实：一系列基本史实其实都还笼罩在迷雾中，学界的不少批评性判断竟然建立在许多虚幻不实的“传说”的基础上。我以为，以“传说”而不是事实为基础，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任意涂抹的主要原因。 “五四”的历史或许本身就是迷离混沌的，而今人的立场竟又是如此的非黑即白、阵线分明。关于“五四”思想论争的历史叙述，总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新文化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展，要么是如昨所述，新文化经过一番鏖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要么就是如今的观点，新文化“摧毁”了“优秀的传统”①。无论是前者的胜利者姿态还是后者的痛心疾首，其实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将“五四”的思想分歧认定为非此即彼的尖锐的“路线斗争”，只不过有时我们认同前者，有时又选择了相反的立场而已。于是，由“五四”思想争论所引发的历史评价问题首先就成了我们自己的“选边站”问题。在这样的叙述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属于“哪一边”，是肯定“五四”的“反传统”，还是肯定被“五四”“反”过的传统，这里并不存在一种超越两“边”的新的思想方式的可能性。这样的“讲述”显然是以最大的省略、最大的一厢情愿来使用历史材料。 如此非此即彼的立场当然不是对历史的尊重而是对历史本身的切割。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完全按照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模式来解释一切文化发展与文学活动，严格按照“政治正确”的标准来选择和剔除历史事实。在权威的文学史著作中，我们读到的往往是如下判断： 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现代文学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的深入而得到发展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我，是对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②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五四”新文学在思想上不但和封建文学形成尖锐的对立，同时也远远高出于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③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国学”逐渐升温，“复兴传统文化”之声日渐高涨，上述“斗争”模式被倒置过来。这一回，代表“政治正确”的又成了“传统文化”，而受到抨击的则是“五四”新文化。虽然结论不同，但非此即彼的斗争方式却没有改变，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同样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五四”思想论争的频繁与激烈在那个时代并没有造成中国知识界的撕裂，论争的双方——无论是激进的陈独秀、胡适，还是保守的学衡派、甲寅派——都继续在各自的领域里参与现代文化的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现代文化为观念不同的思想派别所“共享”，这是二元对立式的阶级斗争思维难以想象的。不仅如此，虽然“五四”新文化健将有不少激烈的反传统主张，但他们的文学实践与文化实践却坚实而理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时常提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发难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的甚至偏激的态度……然而，在发难者启导下站到新文学营垒里来的年轻的五四文学作者们，却并没有以那样强硬的、决绝的态度去批判传统文化……近些年来研究者很注意探讨五四新文学与传统的‘断裂’。应该说，与年轻一些的创作者相比，发难者们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更为紧密。然而，‘断裂’的愿望却更多地表现在发难者的宣言里，而在年轻的创作者们的创作追求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告别传统的努力，却也容易感受到现代意识与古代意识的糅合。”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