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3-0157-08 19世纪后半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像曾国藩这样的正统士大夫的心目中，无疑产生了妖魔化基督教的作用。而20世纪头一年风起云涌的史上最大教案——义和团运动更以血腥的暴力，在国人头脑中深深地烙刻下了基督教作为“洋教”的负面形象。此后，在华基督教韬光养晦，反思自身，在风云中奋进，迎来了一段所谓黄金时期。当新青年在思想界崛起时，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仍未摆脱身上的洋教丑号，但它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知识界这个西方思潮多元竞起的试验场上，却成了一种供人审视乃至吸收的精神资源。 本文将选取文化思想激进派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和稍后的现代新儒家贺麟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心灵开放给基督教，并吸收基督教的伦理资源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陈独秀(1879-1942)是老新青年，贺麟(1902-1992)则是新新青年，二者似有代沟。但由于贺麟在思想界出道甚早，其有关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早者比陈独秀的相关篇章仅晚出4年①，可以说二者都是新文化运动运动之后不久的产物。因此，可以将二者置于同一时代语境之中，作比较分析，而不会有拉杂比附之嫌。 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新文化中的伦理与基督教精神 在对新文化运动心存反感者的刻板印象中，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一场鲁莽灭裂的思想文化革命，旨在颠覆中国固有的传统，以建构能满足时代需求、救亡图存的新文化。确实，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就曾多次使用“推倒”一词，以示其与传统决裂，在颠覆与觉悟中前行立新的决心。②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革命绝不只限于文学革命，还包括“伦理道德革命”。③这场革命必须首先“攻破”儒术孔道中“与近世文明决不相容者”，即“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④但这种伦理革命并非有破无立，其意欲攻破的对象是孔教，而其意欲建立者则是令其心仪的以西方近世的所谓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新国家、新社会。“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⑤ 所谓“彻底的觉悟”，即是陈独秀所说的“最后之觉悟”。稍早，陈独秀曾指出，中国众多问题的解决固然应当依赖于国人的政治觉悟，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⑥这里的所谓最后之觉悟，实际上是试图将西洋的独立、平等、自由等启蒙理念引入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至此，宗教尚未被纳入到他试图建构的新文化蓝图之中。 此后，陈独秀虽然在反对国教请愿运动中出于对人类理性和科学进化的乐观信念，一度曾提出过“以科学代宗教”的说法⑦，但当他对自己极力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本身予以冷静的思考时，他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什么是新文化的具体内涵有了较为成熟的答案。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够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很明显，宗教在此时是以积极的角色进入他的视野的。他甚至坦率承认：“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⑧从正面认宗教为人类生活活动的本源，并且为此前对这一本源的种种误解承认错误，这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群体中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陈独秀对宗教的正面理解，虽然也带有浓厚的情感化和功能化色彩，但已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他说：“人类底行为动作……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者都不应反对。”将宗教界定为发达的“人间性”的本质部分，自然便可以推导出它在新文化中的不可或缺性。因此，陈独秀断言：“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⑨ 可以看到，陈独秀的宗教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以为既然可以发现宗教的功能替代品，便可以取消宗教；稍后，他转而认为宗教乃是发达的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只要人的本能上的感情冲动一日尚存，则作为其利导者的宗教便一日不得消亡。因此，宗教不能被排除在新文化的架构之外。正是这种宗教观上的转变以及他对英雄伦理的探寻决定了陈独秀对基督教的理解和态度。 1921年，曾经主张以科学取代宗教的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文中力图发掘基督教中“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的“根本教义”。这是一篇很独特的文章，它在新青年中也许难以获得广泛认同，但却表达了一种对基督教伦理值得深思的态度。陈独秀究竟在基督教中发现了怎样的不可为科学家破坏的“根本教义”呢？陈独秀认为那就是“爱的教义”，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一个伟人耶稣身上。陈独秀疾呼道：“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在陈独秀对耶稣的人格化和情感化的理解中，耶稣显然只是一个历史性的伟人，是“穷人的朋友”，他的神性则从未被提及。因此，耶稣那深厚的情感便只是一种“我们更当看重”的“自然情感的冲动”和“先天的本能”。这种“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正是“中国底文化源泉里”所缺少的，中国“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淫)色彩。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在这种对耶稣的人格和情感的彰扬中，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注重感性生命的现代性原则的凸显。当一些人在那里高唱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时，陈独秀提醒道：“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这生命自然是那摆脱了在他眼中僵化而又虚伪的伦理道义，生机勃发的、感性的、个体性的生命。在陈独秀的耶稣观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新青年在借他山之石来雕刻国人的性灵，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心性结构，而其中重要的底蕴便是挣脱礼教对国人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