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56-05 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出版于197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30周年时，中国大陆出版的惟一一部反映共产党抗战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很快就被改编为电影、戏剧、评书、连环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5年与200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重新出版了《大刀记》。2015年，62集电视剧《大刀记》又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成为本年度影视界的重头戏。由于历史的原因，生成于“文革”中的文学作品大多被人遗忘了，而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刀记》不仅能够再版，而且还以更有影响力的视觉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两种不同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深思。诚如评论家雷达所说：“对于郭澄清这样一位特定时代的作家、他所在场的那样一段特定历史和他笔下的那一种文学，我们有必要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之重新认识和梳理，而不是回避。”① 作为一部特定历史年代的小说文本，《大刀记》不仅在社会政治巨变中生存下来，并在新的时代中依然保持了强大的艺术再生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攀附于时代政治之树上的寄生物，而是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吸取着富有活力的艺术之水而成长起来的生命体。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它接地气。 《大刀记》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农民革命的故事，但是，无论是它的人物，还是它的叙事方式，都与《水浒传》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浒传》写了不同人物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描绘了上中下层统治者的腐败与邪恶，用“官逼民反”串起不同英雄人物的经历，而《大刀记》中的梁永生等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梁氏一家三代遭到地主恶霸的残害，梁永生和他的儿子也难逃厄运。“龙潭街—柴胡店—宁安寨—水泊洼—杨柳青—天津卫—兴安岭”这条长长的路线就是梁永生被逼无奈四处流落的道路，也是他成长的位移空间。在流落异乡的人生旅程中，梁永生逐渐成长，并在性格上不断发展。小说将穷人与富人的世界对立起来固然有其时代政治的影响，但梁永生与白眼狼的家仇却并非是简单的阶级斗争。梁永生反抗白眼狼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并伸张正义，其实也是底层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具体体现。梁永生的道路也正如林冲一样是被邪恶势力逼迫的抗暴道路，所不同的是，梁永生在矿工何大哥与王生和老汉的启发下，最终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及穷人需要团结，并决定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梁永生的自发反抗道路由此引向了现代革命道路。 为了使当下的现代故事更深入地扎入民族文化的土壤，《大刀记》第一部巧妙地借鉴了《水浒传》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叙事模式，以梁永生背井离乡的生活和反抗仇人的迫害组织情节推进。《水浒传》梁山英雄们聚义后则四处征战，打祝家庄、曾头市、大名府直至后来的征辽国、平方腊。这种以事为顺序，连环勾锁，层层推进的结构为《大刀记》第二部所吸收。第二部中，梁永生领导地方武装，组织八路军大刀队，在鲁北临河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梁永生的带领和指导下，梁志勇、王锁柱、黄二愣等八路军战士迅速成长，大刀队成为地方重要的抗日武装。梁永生指挥大刀队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巧夺黄家镇、夜战水泊洼、围困柴胡店”，消灭了本地区的日伪军，获得最后胜利，这与《水浒传》后半部分的英雄悲剧基调完全不同。无论是第一部梁永生父子的抗暴斗争还是第二部大刀队群体的英勇奋战，小说的描写都是干脆利索、酣畅淋漓的，充满英雄气概。 《大刀记》还借鉴了传统小说用浓墨重彩描绘惊心动魄的故事，在细节真实上精雕细刻、在语言行动中刻画人物性格等手法，将传奇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增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可以说，《大刀记》很好地继承了《水浒传》的文学资源，并以新的时代观念和意识加以改造，重新演绎了山东英雄叙事的传统。英雄性格，反抗邪恶，伸张正义，机智勇敢，战无不胜……这些正是理想化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一种激情洋溢，乐观向上，顽强不屈精神的体现。《大刀记》吸收了这种传奇性和理想性的反抗斗争的书写方式，将其引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生活斗争中，赋予战争文学一种新的氛围和基调，这与小说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卡里斯玛型人物是相互依赖的。 郭澄清将《大刀记》的艺术之根深扎于《水浒传》中，显然是有着自己的认识的。小说创作于“文革”时期，受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郭澄清也不能不按照当时的文学要求突出其意识形态性。但是，他也深知，活动于他的小说世界中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来自于底层的中国农民。他们饱受农村黑恶势力的欺压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自身就有着敢于反抗压迫的种子与展开斗争的因素。这种敢于抗暴的斗争精神，与《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是一致的。而且，《水浒传》作为英雄传奇成熟的叙事模式，不但对中国的英雄传奇小说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小说文化和国民精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为生活于“水浒文化圈”中心的郭澄清，以其自身丰富的人生体验，深知《水浒传》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比如他在小说第一部写到主人公梁永生被迫逃到德州城时，就专门描写了他听人说书的情景。来听《三打祝家庄》的人不仅多，而且公开议论：“梁山将真是好样的！”“脚下这世道就该有这么一伙儿人！”而梁永生也听上了瘾，“方才，他的肚子里还肠子碰得肝花响，可一听入了迷，连饿也忘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刀记》出版的年代，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很大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活动，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与邓小平。而《大刀记》对梁山英雄精神的肯定与继承，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批宋江”的论调是不一致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同寻常，《大刀记》才能冲破时代政治的藩篱，扎根于真实的历史土壤，成为至今也不曾被历史遗忘的抗战文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