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6)01-0100-09 社会阅历、时代气息、生命意识与作家写作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人物的刻画等均有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由信奉文学自然主义转而投向现实主义怀抱的经典作家，茅盾在这一关键点上的进展与转变尤其明显。以《幻灭》、《动摇》、《追求》为内容的《蚀》三部曲，既是民国文学时期茅盾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开始，也是国民革命时代“大革命”文学取得相应性书写的最初证明。 在对茅盾早期小说既有的研究与评判中，俯视民国时期二十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将近十年的文坛，可以发现茅盾从《蚀》到《子夜》的推进过程十分显豁，两者的文学史价值也旗鼓相当，奠定了茅盾的文学史地位。譬如在《子夜》出版的时评中，评论家朱自清就及时地将两者作过对比，相对于《子夜》“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所不同的是，《蚀》则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1]。坊间的文学史著述宣称茅盾是“彻底改变‘五四’中长篇小说的幼稚状态，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说家。他的中长篇小说从《幻灭》、《动摇》、《追求》(《蚀》三部曲)到《子夜》，标志着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长篇艺术所达到的高峰。”[2]223值得追问的是，这一小说艺术的“高峰”，是如何“经验了人生而写”的呢？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位大革命亲历者见闻与视野的有限复活，当他把一只脚从政治实践中撤退出来后，便选择了以笔为武器，自然、真实、客观地加以追忆与记录。按茅盾的原话则是“我只注意一点，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只是时代的描写，是自己想能够如何忠实便如何忠实的时代描写；说它们是革命小说，那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不能积极地指引一些什么——姑且说是出路罢！”[3]这种贴近与忠实于社会现实的小说创作理念，有利于从特定角度艺术地反映客观现实，为特定革命时代的典型人物提供了活动与思考的典型环境。单以《蚀》三部曲而言，显然为后来者洞悉民国时期的大革命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以走得进去的历史情境！《蚀》的三部曲仿佛是哀悼民国时期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而升起的“下半旗”。在大革命文学的精神建构中，“下半旗”是一种隐喻，它既是对国民革命历史微缩的致哀，也是布满弹孔的一角历史的遗痕。这面历久而弥新的风旗，时而舒卷，时而低垂，仍可窥见无数革命青年男女的血与泪、爱情与青春、抗争与幻灭……茅盾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初衷与选择，大革命文学特殊的时代氛围与艺术风格，时代小人物特别是女性们不同的命运驱使与时代改造，也仍然昭示着直面历史的思考者。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史叙述，所依赖的巨大背景肯定是种种具体的历史情态，包括国家政治的情状、社会体制的细则、生存方式的细节、精神活动的详情等。这种种细节的呈现，来自历史事实的‘还原’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国家是我们生存的政治构架，在中国式的生存中，政治构架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及每个人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和人生环节，也是文学存在的最坚实的背景；在国家政治的大框架中又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种种具体情态。这是每个个体的具体生存环境，是文学关怀和观照的基本场景，也是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创作的基础和动力。”[4]“历史情态”、“政治构架”等因素既如此重要、不可缺少，又时时处处存在，成为民国文学研究的奠基石。具体到《蚀》三部曲，则不可回避的是，它是茅盾作为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经验的记录，详细记载着茅盾作为一个革命实践者的心路历程，亲历者的自述与反顾，大革命历史的浓缩与凸现，便显得十分自然而重要了。 在类似创作谈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曾坦承：“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但我真诚地告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两方面都没有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有想起要做小说，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3]引文所述的“社会运动”，显然包括茅盾所亲历的具有改朝换代性质的暴力革命，即北伐革命战争。对茅盾《蚀》的三部曲的评价与定位，实际上是奠基于中国现代历史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与定位。 1924年间，在国共合作的时代形势下，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动了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剑指当时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特别是直系、奉系军阀，在半年时间里打败了盘踞在两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势力已抵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势如破竹的不断进军中，沿途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北伐战争一面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破坏，一面则是星星点点式的建构。从党派立场来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背叛了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而严酷镇压工农运动，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最终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面对政治盟友的背叛与屠杀，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右倾投降主义和妥协主张，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显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