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五四激进反传统的思潮的重要差别一再被人们提起。他对孔子、对儒家文化的推重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每当“传统文化”需要弘扬、“国学”需要振兴的时候，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时郭沫若独特的姿态，并希望援引为用，视郭沫若为现代“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代表。 但是，如果不能严格勘察郭沫若自己的思维和逻辑，我们却很可能望文生义地将他对传统文化的某些推重视作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无原则肯定和推崇，将他对民族复兴的愿望混同于“复古”，甚至以郭沫若为反对五四新文化的潜在资源。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对郭沫若，也是对五四的莫大误解。 郭沫若对传统文化重估，提出“复兴”思想是在1922、1923年间。《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与《一个宣言》中留下了最早的论述。 1922年12月，应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之邀，郭沫若为该刊《新年特号》(1923年1月1日、2日)撰写了《芽生の嫩叶》，论述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该文用日文发表，1923年5月，成仿吾先生摘译其主要内容，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为题，刊载于《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2008年，蔡震先生约请章弘根据日本飚风会的整理本，将成仿吾弃译的部分译出，刊登在《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3期，至此，郭沫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的系统阐述得以完整呈现。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将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与民族精神重建联系在一起。他称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Renaissance，一个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三代思想，解放个性，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运动”①。当然今天也需要进行这样的第二次“复兴”，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努力四海同胞与世界国家之实现的我们这种二而一的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是要为我们将来的第二的时代之两片子叶的嫩苗二伸长起来的”②。“大树倒塌，变成化石。我们虽然不能使其复活。但是，我们却可以传诵他那独特的精神。在春天来临的时刻使其发芽，形成崭新的第二代。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③ 1923年，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家协会”起草的《宣言》中，郭沫若提出了当前文艺的任务：“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④这当然更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了。 即便不考虑中国近现代历史中那些不断浮现的“托古改制”思想，仅就用“复兴”来概括新的文化追求这一方向来说，其设想也并不始于郭沫若。梁启超早在1904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便把清代二百余年称谓为“古学复兴时代”，后来又谓：“‘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⑤1914年，记者黄远庸于1914年在《庸言》杂志发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其中言及当时之中国“乃文艺复兴时期”⑥。对于当时新式学堂或身居欧美的学子，自然更有机会在课堂上聆听Renaissance的历史了，例如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时期的吴宓日记中，就多次出现这样的记载：“历史一课，文艺复兴之大变，极似我国近数十年欧化输入情形。”⑦“历史一课由Starr女士演讲Renaissance Art”⑧，他甚至有过在此主题下办报创刊的计划：“拟他日所办之报，其英文名当定为Renaissance。国粹复光之义，而西史上时代之名词也。”⑨不过，梁启超眼中的“复兴”到底缺少足够的实绩，黄远庸的判断也为时稍早，吴宓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真正博得“文艺复兴之父”美誉的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众所周知，胡适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附于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人，从“五四”直到1960年代，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中，他一再论述着“作为文艺复兴意义”的五四，指称“这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⑩，以致在他影响下由一批“五四之子”创办的期刊《新潮》也取有“The Renaissance”的英文名字，尽管这一杂志从《发刊旨趣书》开始就只是在强调如何“脱弃旧型”，“渐入世界潮流”(11)——我们实在无法读出太多的“复兴”之义。 不过，就如同他的弟子在“The Renaissance”的英文名目下着意引入世界“新潮”一样，胡适对“复兴”也有他自己的定义。1917年，留美归国途中的胡适，读到Edith Sichel著《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书，将其改译为“再生时代”，“复兴”突出的是对既往文化的启用，而“再生”则强调了今日生命的成长，相近的词汇已经有了不同的指向。在后来，胡适描述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阶段”，也是视宋人大胆疑古、小心求证的新精神为第一时期，把明代王学之兴，尤其是市民文化中戏曲、小说的新精神当为第二时期，清学的勃兴为第三时期，而新文化运动则是第四时期。这里所谓的“复兴”都还是以求变革新为特征、以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为标准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古代文化传统并不是胡适考古追寻的对象。当他宣称新文化运动“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时，接下来表述的却“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12)。“我们愿意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字，这是我们所谓的革命；也可以说不是革命，其实还是文艺复兴。”“那些‘话本’、‘弹词’、‘戏曲’，是由老百姓唱的‘情歌’、‘情诗’、‘儿歌’这些东西变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在文学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13)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出，胡适所谓的“复兴”其实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化新创造的一种表述，一种重新评判历史、重新估定价值的新的文化追求。正如他1919年《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据我个人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评判的态度”最终“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14)以“中国文艺复兴”来定义胡适的美国学者J·格里德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追寻的“再生”“不是通过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古老文明的再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来实现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