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眼中的鲁迅，有时是“鲁迅先生”，有时是“同路人”，有时甚至已然是“亲密的同志”。冯雪峰回忆说：“两人还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也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流露着很高的热情和抱着赤诚的同志的态度的。”①冯雪峰是鲁迅非常信任的人，而且有着明确的中共文艺战线领导人身份，他对鲁迅的相关回忆，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左翼文学阵营的关系讨论很重要而且很丰富的史料来源。② 当然，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赤诚的同志的态度的”里的“同志”，未必就一定是党内同一革命阵营的专称，但起码是“知己”与“同怀”——俗称同志加兄弟。然而，瞿秋白为何、如何才能把鲁迅从早期“第三个城池”里“懂得欧化文的‘新人’”③、“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④变成“同志”，又是怎么把鲁迅从一个“独自‘呐喊’着，只有空阔里的回音”⑤的名作家鲁迅喊成“同志”呢？“同志”当然不是光喊能成的，而是冯雪峰所说的“抱着”⑥——才能产生的。 冯雪峰说，瞿秋白与鲁迅“接近是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开始的，在这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的相互认识和接近，是因为有一个‘左联’”⑦。 1931年5月初，冯雪峰送4月25日刚出版的《前哨》创刊号，即《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给茅盾，在茅盾家中遇见瞿秋白。瞿秋白读了鲁迅在上面刊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连声赞叹“写得好，不愧是鲁迅”⑧。看到瞿秋白的热情反应，出于对曾经的领导者的尊敬，冯雪峰就势请教，瞿秋白也乘便对左翼文化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几天后，冯雪峰再去茅盾家，瞿秋白请冯雪峰找一个比较能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即后来入住的谢澹如家。暂时的安居以及与党的文化战线接上关系的喜悦，使瞿秋白顺利完成了从政治革命战线到革命文学的岗位转换——尽管是身不由己。而对鲁迅“向左转”的写作赞誉，以及瞿秋白稍后完成的从政治革命战线到革命文学的战线的转换，则无疑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最终可以抱团的重要前提。 “左联”与《前哨》、茅盾和冯雪峰的撮合，不过让瞿秋白与鲁迅有抱团的可能。而真正推动鲁迅与瞿秋白抱团的，当然是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个中奥妙，从冯雪峰的相关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得更明白： 这个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鲁迅先生当然是早已知道的。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有天才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当然知道的。所以，鲁迅先生从最初在我口里知道了秋白同志从事文艺的著译并且愿意与闻和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就和我们青年人一样，很看重秋白同志的意见，并且马上把秋白同志当作一支根重要的生力军了，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例如，最初我把秋白同志对于鲁迅先生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先生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先生说这话时的兴奋和天真的情态，我实在无法形容，但总之我以为这正足以说明鲁迅先生的精神。接着，又平静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明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那时候，鲁迅先生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主要的是苏联作品，包括理论与创作)，确实甚至超过了对于国内的创作，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介绍和翻译，才能帮助我们的创作和批评的成长。鲁迅先生当时是特别看重秋白同志的翻译的，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我去时就交给我说：“你去时带给他罢。”⑨ 鲁迅对瞿秋白的欣赏和心动，是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语言和文学的“原文”才华。而瞿秋白对鲁迅如渴得饮般的刺激和满足，则是因为冯雪峰所说的，“那时候，鲁迅先生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主要的是苏联作品，包括理论与创作)，确实甚至超过了对于国内的创作。”不仅如此，鲁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明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正因为如此，鲁迅“当时是特别看重秋白同志的翻译”。鲁迅突出表达的是对原汁原味的渴望，无论是理论还是作品。而这一切的久远的期待和焦灼的紧张，都因为瞿秋白的出现，而让鲁迅产生了对瞿秋白的“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的欣慰感叹。无独有偶，在《多余的话》中，让瞿秋白颇为自得而且自信的，恰恰就是这一点。瞿秋白说：“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⑩ 由此可见，瞿秋白与鲁迅实质上的思想结缘，深度契合之处在于“原文”的魅力和能力。事实上，也正是瞿秋白在“原文”上的能力，让瞿秋白在稍后的翻译论战上大显神通，功莫大焉。因此，如果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已经是硝烟弥漫的巴尔干半岛，那么瞿秋白的介入，就是点燃了一个促使战局扩大化和白热化的火药桶。 据《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一书的编者璧华的梳理和理解，鲁迅和梁实秋的一系列论战，有其明晰的历史和问题发展脉络，本质问题是文艺观的对立与差别。璧华认为，梁实秋和鲁迅之间的论战，按论战文章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或者四组论战，分别为：围绕着《卢梭论女子教育》的论争；围绕着“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围绕着“好政府主义”的论争；围绕着“资本家的走狗”的论争。(11) 璧华的上述概括其实并不完全。在此之前，鲁迅和梁实秋其实已经有纠葛了。1927年6月4日的《时事新报》，梁实秋署名“徐丹甫”发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1927年2月18日，鲁迅赴香港讲演，20日回广州。1927年8月13日，鲁迅的《略谈香港》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44期，里面提及看到香港《循环日报》1927年6月10日、11日对梁实秋署名“徐丹甫”发表的《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的转载。在鲁迅与他人的论战史上，因为门户问题而起的文字捭阖其实不少。梁实秋的这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恰恰又是牵涉到鲁迅所敏感的门户之见。高旭东认为：“这可能是梁实秋一生中写过的唯一的一篇播弄是非的文章”(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