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6)03-0014-08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6.03.003 钟鸣说过，诗人张枣发明了只对一首诗有效的私人语汇。而敬文东则认为：“钟鸣自己却正好相反：他发明了一套对自己整个书写都有效的语汇。”[1]243在《涂鸦手记》中，解释“地理学”(Geographic)这个词时，钟鸣说它源于希腊文的两个字：ge和grapho，字义是“地球”和“我写”。他诗意地称之为“关于地球的涂鸦和描述”，这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野心和梦想。在《中国杂技：硬椅子》的后记中，钟鸣写道：“在我看来，真正的才华不在于一得一失，也不在于此时此地，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终其一生的耐性才是其秘密武器。”[2]8-9他一再强调卡夫卡的说法：缺乏耐性是我们无法回到天堂的真正原因。耐性在钟鸣身上，也许是一个秘密，并非意味着别人不知晓，而是很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讲，耐性缓解了速度与反应的灵敏度。写作，在他那里获得了一种自己的速度与成长。他的才华不属于机智型的，或者说性格决定了这一切。有耐性等待某种东西自然地在头脑中成长、思考与接受，就少了即兴与趋附；有耐性等待那些迟迟不发芽的东西在冻土中酝酿，就少了浮躁：“我们将忘记南方那挥霍的习性，而记住北方冻结在土里的鸟食。”[3]253南方性，近乎浪费与颓废的美学，灼灼生华，自燃般地消耗，却缺少抵御的能力，很难持久。在1980年代，四川众多诗人和他们的诗作即如是。寒冷的北方赋予诗歌与诗人另一个向度，那种持久性，能够耐得住漫长冬季的荒芜与枯燥。 钟鸣曾说：“在别人写抒情诗的时候，我延续过去的爱好跑去写叙事诗了；在别人写‘史诗’时，我却热衷于短诗或相反；而在许多人大获成功接近自封的‘大师’，或以过来人自居的时候，我却开始对诗歌保持距离，采取陌生化的方式写上了随笔；等别人开始成年人的文学路线——青春期诗歌，中年小说时，我又像小学生亲切地回到了诗歌的门槛上——其中有下意识的成分，但绝不是存心作对，而是性格所使然，命运所使然。”[2]16当人们专注于自己所思考的问题时，就悄然与世界产生了疏离感。甚至，也和自己，和那个即兴的、冲动的、热衷新鲜与好玩事物的自己产生了距离：“蜗牛觉得自己的鼻子很短，/但它却探得书中的路程，/终将获得结局。在圆桌上/它抛弃了胜利，尤其是/那种轻而易得的胜局。”(《蜗牛慢行纪》)无论是诗歌还是随笔，在钟鸣那里，都因为他的耐性，他思考的反复与深入，逐渐蔓延为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获得了深度与辐射度。在他身上，又呈现着南方的精致性、趣味性与神秘性。他个人化的语言中，身体是在场的；并且语言标识的，却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在场——还有它的延伸、恍惚与错位。钟鸣的书写，下意识地包含了自己的对立面，不是玩弄修辞的对立面，而是他在身体持久的感受与思考中，不得不遇到的尴尬与矛盾。在他的这里，对立是不确切的，有着语言和道德难以去定义的暧昧性。《旁观者》一书中，他反复用“恍惚”一词。恍惚在他那里是无意识的，他无法控制笔下的滞涩、停顿与飘忽，这是他的作品难以被理解的原因。然而钟鸣本人又能洞察到这种恍惚，他思考它，甚至迷恋它，却不放任它。 钟鸣的整个书写，都是清晰而理性的，却有一种难以定义的轻盈性与模糊性。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徘徊，这个深度思考者与语言的唯美主义者，已经为自己划定了界限：一方面是可以超越的自己，另一方面是永远不能打破的界限。卡尔维诺谈到文学的繁复性，他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又是什么？是经历、信息、知识和幻想的一种组合。每一个人都是一本百科辞典，一个图书馆，一份物品清单，一本包括了各种风格的集锦。在他的一生中这一切都在不停地相互混合，再按各种可能的方式重新组合。……但愿有部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让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例如栖在屋檐下的鸟儿，春天的树木或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塑料……”[4]钟鸣也有这个梦想，用他繁复的笔触，唤出事物身上比人更持久的品质，它超越于时代的变幻与人性的阴晴不定。甚至，他走得更彻底，从器物入手，研究三星堆和上古文化，重建金石学上的研究。身体召唤人们去写作，写作朝向的尽善尽美，又呼吁出了一个为世界而行动的身体，日臻成熟与健全的身体则再度召唤写作……在钟鸣这儿，循环进入了良性的状态。不尽完美的现实让人们朝向梦想中的词，词语却让人们重新发现事物身上可贵的品质。于是，不满足于词的人开始触摸与了解物，用语言为他人与子孙后代记录重新发现的物，记忆延续、诗意与物性延续，人们于其间锤炼而成的品质也延续了下去…… 我只能这样。盖子里 是一个多么慷慨的世界， 把各种刺耳的声音容纳， 即使是一块粗糙的石头， 我划破的也是自己的喉咙， 我用水浓缩了的酸性掌纹， 惊扰的是我自己的灵魂， 它粗糙得实在不成样子， 那是个什么样的岁月哟！ (钟鸣《我只能这样》) 在钟鸣身上，有一种聚敛性，对外在于自己的和自身的一切。他在自己身上过滤它们的伤害性，即使他忍不住发出感慨：那是个什么样的岁月哟！但这位深度思考者显然不愿意让自己陷入盲目的牢骚中。齐泽克谈“内在违越”，他说：“权力一直是，也已经是自己的违越，如果权力要发挥效力，它就必须依赖某种卑劣补充。”[5]33意识形态本身包含它的对立面。钟鸣说“虚假意识形态的人格化”[6]666，实际上就是人们画地为牢，陷入边缘者的自我框定中，自以为站在了对立面。他们批判与违背某种意识形态，却盲目地陷入了“违越”式的补充地位。诗人一旦意识到这点，就会让那盲目的、冲动的、自以为是的仇恨和牢骚被调节与转化：“我决不在城市里疯跑，/也决不和任何人交换，/我伤害着自己的灰尘。”(钟鸣《我只能这样》)他与他不满的一切保持距离，认清它们，却不会去“咬人”。诗人说：“灵魂只能按照自己的性质/分配给未来碳化的界线。”钟鸣追溯了时间中的碳化物，他用的更多的一个词是“氧化”：“而秘密则意味着美丽和氧化，秘密仅仅因为美丽。现在人们一般不说氧化，而说牺牲。”[3]33他想在自己的写作中记录氧化物与氧化作用，那些过去时代的隐秘与美丽：“在咽气断壳的氧化物中，我看清了/它华丽的隐身术。”(钟鸣《凤兮》)诗人的写作，也有意识地将自己列入了这个氧化过程中，即给所有的后来者梳理出一条隐秘的脉络。母语的美与疾在他这里，褪去了大而不当的华丽和骇人听闻的怪诞。诗人聚敛它们，用耐性等待时间的沉积、筛选与挥发，开出那朵奇异的玫瑰。博尔赫斯讲过一个故事，炼金术士的玫瑰：好奇的、满怀热情的人终于等不住了，失望了，嗤之了，离开了……炼金术士对着已成灰烬的玫瑰吹了一口气，它重新绽放于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