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读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来的。推而广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读不读《红楼梦》,读不读鲁迅,都是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的。这实际上传达出一个意思: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没有鲁迅、英国没有狄更斯、法国没有雨果、俄罗斯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是怎样的情景。但是在当下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的环境中,经典作品在一般读者,特别是一些青年读者那里却越来越不受待见,甚至被讥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东西。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文学作品的经典意义并不会因为“不受待见”而消失或者改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经典的生命力需要与读者产生对话才能更好地释放和延续。 文学经典的多维面向 文学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学科,写作的个人化特点导致文学经典的标准也是难以统一和固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条件、不同语境中,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会呈现出多种复杂的面向。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谈论经典,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文学经典的这种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当下还是超越:《阿Q正传》批判了谁 文学作品常常具有一定的时代针对性,它常常是一个时代当下的记录和良心;但经典的文学作品,一定能够超越这种具体时空,从而具有一种探寻生命本质、直达人性深处的力量。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时间里历久弥新,不断产生新的价值,也正在于其文本的深刻性和开放性。拿鲁迅来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对鲁迅的经典作品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其经典意义是在不同层面得到阐释的:我们通常在接触这部作品时的第一感触是,鲁迅在描写一个旧时代从物质到精神都一贫如洗的农民,他生活在那个社会的最底层,他随时随地遭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欺压和凌辱。鲁迅对于这个人物也是深怀同情的,即所谓“哀其不幸”。但随着阅读思考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鲁迅所写的阿Q绝不仅仅是一个农民,这个人物形象被赋予了鲁迅对于整个国民性的思考,鲁迅对这样一个以“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苟活麻木的国民灵魂代表,是有深刻批判的,即所谓“怒其不争”。这一层次也是一直以来各类文学史著作对于《阿Q正传》最为普遍的阐释和解读。可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书本上的研究论述,结合我们的生存实际和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会发现,这么多年来,《阿Q正传》并不是一个僵死的文本,这部作品在不断地被重新认识,证明了阿Q的经典意义。阿Q这个人物形象不仅仅是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揭露,而是穿越了民族、国界,成为整个人类在人性上共存的普遍特点。但是这部作品直到今天还能拥有如此之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鲁迅揭示出了人性中共存的这种顽疾,更在于这种人性中的顽疾不是一经揭露就能批倒批臭、一经批判就能彻底消失的。顽疾之所以成为顽疾,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生存基础,甚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某种特定的合理性。它依附在人类社会某种机制的温床上,寄生在人的头脑灵魂中,伴随着人类的肌体而生。理解了这几层意思,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阿Q正传》能够经久不衰,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能受到关注、引起共鸣。 (二)开创还是成熟:从郭沫若到穆旦 对于一样事物,我们很难说是将其创造出来的人成就更大还是将其完善的人成就更大,正如很难去判定郭沫若和穆旦谁在中国新诗史上更具有经典性一样。今天看来,郭沫若的诗歌更像是诗人在直觉思维作用下满腔热情的喷涌,结构上显然不够精巧,风格也明显不够细腻。《晨安》通篇采用排比,几乎毫无结构可言,《天狗》的思路也是狂奔乱跑不合逻辑,这些让郭沫若的诗歌到今天都饱受争议。王富仁在《审美追求的瞥乱与失措——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指出:“郭沫若诗歌的浪漫主义豪气,并没有在根本上摆脱古典英雄主义的性质,这种新的审美理想还未能与诗人自己切切实实的生存感受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①夏志清更是直言:“这种诗看似雄浑,其实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内在的感情:节奏的刻板,惊叹句的滥用,都显示缺乏诗才。”②就连郭沫若对自己的评价都是:“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这么多年来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从来都屹立不倒。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郭沫若的经典性从来都不是体现在他创造出了什么样的成果,而在于创造本身。讲到中国新诗的发展,必然不会绕过郭沫若,因为是从郭沫若开始,人们才知道新诗是可以这样写的。《女神》的经典意义体现在它结束了一种诗歌的时代,开辟了另一种诗歌的时代。它所掀开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的崭新一页,而是我们民族现代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崭新一页。郭沫若是站在时代创造精神的高度而不仅是诗歌形式变革的高度来创作《女神》的,正是这种创造性成就了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1919年,当年轻的郭沫若尝试新诗时候,面对狂暴的大海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哟! 这首短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似乎更像一个宣言,它宣告了一个创造者的追求:创造的力和力的创造。它表明了一个创造者的思维特质,在毁坏中创造,在创造中努力——这就是郭沫若才华和个性的根本动因,是他一切创作魅力的核心情结。面对郭沫若,我们所面对的绝不仅仅是他那辉煌的历程和成就,而是面对一种活生生的创造精神,一股生机勃发、不可抑制的力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