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6)02-0099-09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6.02.017 如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清末民初，那么它也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这在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队伍却相当庞大，其研究成果也可用汗牛充栋来概括。应该说，当前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再要出新那是相当困难的。也是在此意义上，发现和开拓中国新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成为近年来的大势所趋，许多创新成果都与此有关。不过，也应该看到，至今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在“饱和”中，仍有不少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有的甚至是研究的盲点，这是需要进一步给予关注和进行研讨的。 一、“人”与“物” 自从“人的文学”被周作人于1918年提出后，“人”“人生”“人的个性解放”就被放在一个显著甚至是根本位置加以评说和渲染[1]，于是“人是天地的精华和万物的主宰”也就变成再自然不过的观念。自此，“人的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并被奉为圭臬甚至顶礼膜拜。最突出的表现是钱谷融曾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夏志清出版了文学评论集《人的文学》，他们都坚守着“人的文学”观念。毫无疑问，“人的文学”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不重视人及其个性的局限，为中国新文学带来了一次彻底革命；但另一方面，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了“物”，尤其是将《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水浒传》等许多小说都说成是“非人的文学”，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观的短板。 一直紧盯着“文学是人学”，就会大大缩小创作和研究的范畴，使自己变得近视、远视甚至盲目，从而导致文学的窄化以及异化。纵观天地自然，除了人还有更广大的世界万物，因此文学不可能只表现“人”，研究者也不可能只关注“人”和“人生”。不要说像卢梭这样的博物学家使其《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充满博大的情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饱含了对于万物的细思默想，就是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也是写“物”的佳作。如果只研究“人”，那么作家笔下更为广大的“物”的世界也就被遗漏了。如在鲁迅笔下的动植物被写得丰富多彩、楚楚动人，但对它们的研究却很不够，它们像泥土一样被研究者用“人的文学”这把大眼儿筛子淘汰掉了。还有像陈从周、叶灵凤、周建人这样的小品作家，在“人的文学”观念底下，他们所创作的园林建筑、地方风物、植物生物几乎没多少地位和价值，然而站在天地万物的角度观之，这正是其创作丰富多彩、巧夺天工之处，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研讨。在当代作家中，写物的作品更是何其多哉！像张晓风、张抗抗、铁凝、张炜、周涛、莫言、鲍尔吉·原野、丁建元、杜怀超、李林荣、周晓枫、王族、黑陶等都是如此。他们关于物的散文往往有自己的语言密码，这不是“人的文学”所能解码的，需要放在物性和天地之宽中去理解和体悟。以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为例，他感兴趣的多是物的描摹，以及透过物性所展示的更为博大精彩的世界。王月鹏写伸向大海的栈桥：“它在面对大海遥望彼岸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栈桥是一个态度。我从它的欲言又止的表情里，看到了一种坚定。置身波涛之中，它并不期望抵达彼岸，也无意于征服什么，它只是固守属于自己的一份命运，这是最诚实的生命态度。”“栈桥甚至拒绝作为桥的所谓使命，在遍地架桥的现实世界，它是另一种桥——不以抵达彼岸为目的。在道路断裂的地方，它承担人类与风浪之间的沟通，接续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2]作家这样的对于物及其物性的展示，“人的文学”观很可能会让研究者失语或痖语，因为万物与人一样自有其天地，失于此则失之大矣。从这一角度观之，超越“人的文学”观，进入物及其物性的世界，就会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为广大新奇的天地，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要克服“人的文学”观的局限，尤其是突破人的欲望的过分膨胀和个性解放的自大狂。以“人的文学”观研究文学，研究者眼中全是“人”，而没有物，于是人变成了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与精华，万物就变成了被漠视甚至踩在脚下的低级物种。纵观中国新文学研究，我们发现“人”、“人的现代性”“爱情”“个性”“欲望”“私心”是一个不断被缩小和窄化的过程，于是“人”进入了一个观念的囚笼和思想的穷途。以爱情与家庭婚姻为例，当中国新文学由写“人生”变成津津乐道于“爱情”，并变成自私的爱情，那么这种文学已开始走向其现代性的反面了。于是，“如无爱勿宁死”以及各种三角、四角和更多角恋爱也就成为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观念形态。而问题的关键是，追求爱情虽无过错，但有了爱情后并不爱惜，更不注意发展、创造，这是新文学的通病。所以，林语堂称中国现代人患上了一种“现代爱情病”，那就是：将爱情当饭吃，而将婚姻当点心吃。这也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困局：在婚外的人想进去，结过婚的人又想出来。殊不知，在这个世界上，爱情固然重要，但婚姻家庭、世界人生则远大于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己之爱的大情怀。从此意义上讲，将爱情看得比“死”更重要，这是一种现代爱情病态观，也是“人的文学”进入死胡同的典型例子。然而，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多信守“爱情至上”“如无爱勿宁死”的“人的文学观”，于是让爱情逐渐失去了神圣之光，更失去了个性解放的特色，而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和狭隘化。另一个例子是，对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它看成是个性解放的典型，孙悟空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俨然是“人的文学”中个性解放思想的最好注释。然而，林语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最大的价值是，让人看到了人自身的局限，即由一个无所不能的自大狂，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西天取经，变成一个自知有限、然后知足的敬畏者。当人看到了自身的局限时，人才能对天地万物存有敬畏，而后去掉狂妄无知和无法无天的“癔症”。还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过于强调人的“个性”，但对于集体性和国家意识强调不够，这也是他后来附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牵扯到“小我”和“大我”的关系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想到牺牲自己是为了尽义务，即使我们力量薄弱，也会促使我们努力去做。”“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3]许多人一直赞赏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尤其欣赏其“人的文学”，但较少有人质疑其局限，即他将“人”从天地自然中抽象出来，将丰富和大写的“人”变为有“个性”与“自私”的人，从而让文学越走越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