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多年之后，“先锋”、“先锋文学”在2015年再度成为了一个热词，纪念和讨论之声不绝于耳。但关于这些讨论，学界似乎并不十分认真。因为历史在经过了三十年或更长时间之后，先锋文学与今天的文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演变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演化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先锋文学还存在吗？如果存在，它演变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不存在，它去了哪里？它的终结和“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留给今天文学的遗产是什么？今天的文学受到它什么影响，因此该如何评价？等等。假如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的感知，便不可能对今天的文学及其趋向做出客观和清楚的把握。 在笔者看来，必须要试图解答上述问题。宁可冒着跌入历史或者概念陷阱的危险，也要促动一下关于先锋文学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此前，笔者曾以“谁是先锋，今天我们如何纪念”为题，对于先锋文学的历史流脉，以及今天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出发点和立场来纪念先锋文学，进行了一个粗略的辨析①，但毕竟该文只是针对更为久远的历史，而关于后续，即先锋文学的演变与终结的晚近状况并未做出厘清。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对这些密切关联的问题再做一些梳理。 一、先锋文学的终结 说先锋文学“终结”，当然不是预言家的占卜和宣告，而是一种历史的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从内在精神线索上小心的梳理。事实上，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流脉相比，这一话题早已显得过于古老了。从历史逻辑上说，这一预告应该在二十年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之际。如同丹尼尔·贝尔所说：“现代性用迅速接受的亦法来阉割先锋派，就像它同样安之若素地把西方的过去……的种种因素，接收到它的文化大杂烩中一样。”②这种情形非常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的境况，因为社会观念的结构性松动，原来的新旧对立迅即瓦解，先锋文学所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紧张情境陡然消失了，社会仿佛一夜之间迅速地接纳了十几年来一直被迫暗流涌动、潜滋暗长的先锋文学，人们对所有陌生新鲜的趣味忽然都不再感到新鲜。用这个年代的批评家的说法，先锋派的境遇是经历了“从绞架到秋千”③的变化，绞架固然危险，但成就了先锋派的文化英雄角色，而一旦绞架变成了秋千，主体的身份即迅速瓦解了。不止其人格化的力量迅即消弭，其文本形式也迅速地俗化或粗鄙化。这一逻辑替换成贝尔的话说，即所谓“天才的民主化”。贝尔在讨论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的时候，也描述了类似的演变。从“强调艺术中的等级观念”的汉娜·阿伦特等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家，到将“高级和低级文化(又称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分野”“嗤之以鼻”的苏珊·桑塔格，人们对于先锋派的认识迅速改变，认为其与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独特物品和批量产品”之间的区别而已。贝尔还引述桑塔格的话指出，严肃艺术家本有的特殊价值，具有了“一种明确无疑的非人格特征”④。 仅这样比附当然不足以阐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状况，正如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反复强调的“审美范畴的历史性”⑤一样，“超历史的知识”是靠不住的，甚至，超出历史逻辑、单纯以自我的审美取向来进行判断也是有问题的。据此，他对卢卡奇和阿多诺的先锋派批评都进行了分析和质疑⑥。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历史化”的理解，是谈论这一问题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已在之前的文章中做过梳理，这里只能稍加回溯。“先锋文学”在当代中国当然是一套审美价值观念，一种自由的艺术精神，一种反叛的力量，一堆作家和文本的集合。但归根结底，它又是一场具体和历史的文学运动，是由一系列定格于历史时空的事件、文本和人的连续化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在历史中持续发生和存在过的一场文学运动，或一个具有变革性的文学潮流。在笔者多年前的描述中，它是一场始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黑夜”的，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内核的，以现代主义的艺术元素为表现载体的，在前期是由社会范畴中的启蒙向着文化范畴中的启蒙逐渐深入的，在后期是由启蒙主义转向了个体本位的存在主义思想内核的……是一场持续二三十年时间的，由地下逐步浮出水面的，由弱小逐渐壮大的，由不合法而最终合法的，并且进入了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谱系的顶端的……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运动。这是笔者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对先锋文学所做描述的一个基本轮廓⑦。它不止包含小说和戏剧界的变革，更是以诗歌领域中遥遥前出至“历史黑夜”之中的“地下写作”的思想变革而肇始。因此，所谓“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其实只是一个并不完整和确切的话题，假如从当代诗歌写作中现代性思想的发端开始算起，先锋文学的纪念起点何止四十年！ 然而本文的意图不是探讨这无限久远的历史，而是要探讨它的终结。在笔者看来，先锋文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假如只将先锋文学理解为一种“精神”，自由的精神，那么它将无法被看作历史。历史地来理解，在最低限度上，先锋文学是对于“左”的政治意识形态时期文学的一种反拨；从较高层次上说，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种恢复和弘扬，因为新文学是在一种世界视野和中西文化冲撞的条件下出现的；从最高的也是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文学自身不断运化前行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必然诉求，加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契机，导致了这场时空旷远又广泛联系的文学运动。它的根本使命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续接中断的启蒙，这与“五四”是遥相呼应的；再则是要通过一场艺术的现代主义运动，追赶越来越被拉大的技术距离。而对于这样一场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交杂的文学运动的整体性想象，就是我们对于“先锋文学”的基本理解。这基本上重合了西方对于“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交叠关系的理解，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在西方先锋派被认为是进行“自我批判”的。比格尔举例说，“作为欧洲先锋派中最激进的运动，达达主义不再批判存在于它之前的流派，而是批判作为体制的艺术”本身⑧。而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虽然也包含了类似的极端观念，但主要还是基于对之前旧的艺术方法——那些植根于简单认识论、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的艺术方法——的全面摒弃与僭越。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在大众文化逐步兴盛起来之后，极端性和行为化的写作方才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另一个问题，下文详述。这里我想说的是，它恰恰表明了先锋文学运动在当代中国的衰变和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