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留日诗人书写日本形象大致分为接受与阐释两个步骤。异域求学的孤独与现实社会的黑暗催生了留日诗人苦闷迷狂的创作心理，伴随着憎恶亲善的情感体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本土与异域文化交织的日本形象，中国诗人在自我心灵与情感世界的积淀中完成了对日本形象的接受，与之形成了“一种相互结合的关系”。①留日诗人对日本形象的阐释是对日本形象接受的进一步延伸，即对日本形象的理解。 苦闷迷狂与憎恶友善只是停留在潜意识层面的抽象观念，如何有效而恰当地表达和传播日本形象，这还需要诗人汲取诗歌语言的魅力并借助传统文化的透视功能。然而，诗歌语言不等同于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用语，它是诗人“一个人努力的成果——努力用粗俗的材料来创造一个虚幻的、理想的境界。”②诗人通过对普通语言的加工、变形、处理，用诗歌语言为我们营造了独特的审美意境。在现代留日诗人的诗歌世界中，日本形象的生成蕴含着象征与隐喻的表述策略。 在这之后，自我的传统文化意识逐渐显现。大多数诗人笔下的日本形象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复制，曲解了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些意识渗透着不同文化话语的对峙，演化为中日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产物。恰如别林斯基所言：“诗的形象对于诗人不是什么外在的或者第二义的东西，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否则，它就不会是形象，只是征象了。”③塑造日本形象的意义就在于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意识，并探寻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文化路径。 二、诗歌意象的象征与隐喻 浪漫派留日诗人将诗歌的象征手法运用到极致，含蓄地表达异域求学的孤独烦闷的心理情感。一方面，他们具有捕捉色彩的敏锐能力，借此象征微妙的心灵感悟。黄色似乎成了留日诗人苦闷心理的标志。穆木天曾在《薄光》一诗中写道：“啊 那是什么人 走在那淡黄的道上/看那腐草没着的小河罩着的灰黄……啊 我爱着衰弱的自然 笼罩着澹淡的黄光”所有的异域自然景象都变成了泛黄的图片，象征着诗人孤苦的心境。穆木天后来回忆起异国求学的生活时说道：“东京的生活，实在令我再忍受不下去了。……我失眠，我看见什么东西都是黄的。”④诗人的苦闷表现在诗歌中则是一片黄色的世界。然而，它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还混杂着听觉的感受。冯乃超通过黄色的心声暗示颓废的心理：“我的心弦微颤/作苍黄沉寂的徘徊/在露湿底花园内/像黎明的夜合花开”(冯乃超《我底短诗》)在苦闷的环境中，诗人内心响起黄色的踱步旋律，引发“这种‘色’‘音’感觉的交错，在心理学上就叫作‘色的听觉’(Chromatic audition)；在艺术方面，即是所谓‘音画’(Klangmalerai)”。⑤由黄色的画面掺入黄色的音域，在不同感官的刺激里，留日诗人的苦闷程度也随着色彩意象的深度象征而不断加强。 另一方面，憎恶情感的象征意象与苦闷心理的色彩象征交相辉映。在异域的孤苦中，留日诗人滋生出厌恶愤恨的情感，夜的意象正是憎恶情绪的象征。长期积压的苦闷在夜晚达到顶峰，中国诗人似乎正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寂静的黑夜成为恐惧的符号：“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成仿吾《静夜》)成仿吾在异域漫长无声的黑夜中战栗不安，在孤独无助中联想到死亡。相比较于黄色，黑夜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征服了留日诗人的内心：“深夜中 你听不来黑暗里的鸣声/——那阴惨的脆弱的命运的律动/黄昏的残光的印象还未消/夕阳凄怆地逡巡在西空告诉它底苍黄的浑融的临终/——万物的色彩这样的消沉/暗淡的‘现在’剥落了过去的粉饰的黄金”(冯乃超《夜》)黑夜吞噬着光明，让万物暗淡无光，鸦雀无声，它将恐惧情感进一步引入颓废与绝望的深渊，衍生出厌恶的情感。正如诗人叶芝对情感象征的解释：“一种感情在找到它的变现形式——颜色、声音、形状，或某种兼而有之之物——之前，是并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不可感知的，也是没有生气的。”⑥夜的意象融合了黑暗的色调、寂静的声律和广阔的外形，成了压抑、恐惧、厌倦等情感的象征依托。 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的存亡几乎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惨淡的社会现状令早期留日诗人的浪漫与感伤的情绪慢慢褪去，过往被少数留日诗人钟爱的象征意象逐渐向反映大众抗战需求的方向靠拢。“火”“水”与“太阳”是左翼留日诗人阐释日本形象所采用的主要意象，它们迎合了战时社会现实与诗人抗战心理的需要，在隐喻的媒介作用下，这些与日本形象“彼此相异而以前毫无关联的东西在诗歌中得以贯穿起来，以便它们对态度和冲动产生影响”。⑦ 一切情绪体验都源于特定的现实环境，火意象便是战争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诗人覃子豪细腻地刻画出日军炮火的威力：“火踏舞着/在每一条狭窄的街上/在连接着连接着的屋顶上/在坍塌下来的门窗上/在精致的粗糙的傢俱上/在华美的素朴的褴褛的衣物上/在那些年老的匍匐着的人们的身上/在那些母亲无法救出的孩子的身上/在那正在痛苦中挣扎着的人们的身上/在那快要成为焦炭的骷髅上。”(覃子豪《火的跳舞》)日军轰炸后呈现出一片火的世界，街道、房屋被焚毁，老人妇孺等弱势群体更是饱受战火摧残，许多无辜百姓还在炮火中断送了生命。罪恶的武器制造了无情的屠戮，侵略者的攻势也好似野火燎原般迅猛：“从北平，到广州/从上海，到宜昌/——这战争的火底十字架/钉在你受难的身上”(钟鼎文《三年》)，从卢沟桥事变起，日军在三年的时间里迅速攻陷中国多座城市，侵略足迹像蔓延的烈火般嚣张。炮火还席卷了山城重庆，郭沫若在《罪恶的金字塔》中痛心疾首地写道：“连长江和嘉陵江都变成了火的洪流/这火——/难道不会烧毁那罪恶砌成的金字塔么？”重庆被轰炸成火的海洋，人民也在轰炸声中苦苦煎熬。左翼留日诗人借助火意象“将本民族的一些现实转换到隐喻层面上去”，⑧既是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控诉，又影射出深重的民族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