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为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当时及之后的中国文学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左翼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产生的,因此对左翼文学的考察不能割裂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主要从民国自然灾害这一视域去观照左翼文学,以期考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左翼作家以及左翼文学之间的关联。 一、民国自然灾害与左翼作家的创作关联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灾荒饥馑与许多左翼作家的人生轨迹交织在一起,饥饿与苦难的创伤镌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召唤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书写现实的苦难。 沙汀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最能反映出民国自然灾害与左翼作家之间的关联性。1936-1937年,川陕大地久旱不雨,田土龟裂,粮尽食绝,出现了十室九空、饿殍满途的悲惨情形,沙汀的文学创作与这次自然灾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母亲谢世,沙汀从上海返回故乡奔丧,正是因为这次返乡之旅,他才真正理解了饥荒之下的乡土中国,能够讲述出自己独有的四川故事。由于长期赋闲在家,沙汀就和两个官员去北川查灾,他的许多小说都与这次经历有关。比如小说《苦难》塑造了一个孤寂茫然的邮政局长的形象,其中真实地描写了荒凉破败的北川县城:“市街是破烂而可怜,原来的屋脊只剩有一片燃烧过的发赤的瓦砾,断墙和破灶,比沙漠还荒凉。”《灾区一宿》记叙“我”和官员去山村勘察灾情,描写了地主贺幺夹夹凶狠无耻的嘴脸,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其实都源自这次北川查灾之行。小说《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描写地主陈邦福杀害了一个贫苦的老太婆,动机仅仅是为了两升玉米,被前来查灾的特派员发现。小说原名就叫《查灾》,其故事也来源于北川查灾时所获得的材料,只不过受左翼意识形态的影响,沙汀在作品中把现实中普通的杀人犯挪置到地主身上,带上了左翼社会剖析的深刻烙印。小说《代理县长》鲜活地表现了地方统治者的野蛮和愚蠢,代理县长让灾民掏钱买票候赈,借灾荒敛财。代理县长有现实生活的原型,是北川县政府的一个秘书。“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又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小说的主角。”①正是因为这次北川查灾,沙汀才真正了解了下层统治者的骄横无耻,对灾荒之下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理解,彻底转向自己的乡土,获得了文学创作转型的新契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自然灾害的高发时期,中原腹地的河南更是遭受了严重的灾荒,许多家庭都陷入了破产的境地,被迫卖儿卖女,到处漂泊流浪乞讨。面对家乡的苦难,中原左翼诗人创作了许多表现灾荒的诗歌,以此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中原诗群。比如,陈雨门的诗歌《难妇》描写那些逃荒难妇怀抱婴儿,瘫软地呆坐街头看着来往的人群。苏金伞的《春荒》描写农村的荒凉破败,人们春荒之下只好以树皮维生,但饿死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张洛蒂的《卖女》描写父亲为了买粮度荒含泪卖掉亲生的女儿,可回到家里却发现妻子已经吊死在了房梁上。傅尚普的《吃人》描述了灾荒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最初是同伙杀食陌生的人,/不久便成了自相杀死的残忍;/然而饥寒的痛苦仍是无限,/老母妻儿也化作块块的粪便。/灾荒一连串的只顾降临,/村庄剩给了凄凉的阴森;/怒吼的西风仍然从黄河弥漫在天空,/听不见号寒啼饥的哀声,只送来阵阵的鬼鸣。”②中原诗人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幅人间灾难图,希望家乡人民早日摆脱灾荒的折磨。《一只神奇的手》就寄托了左翼作家程率真对家乡人民的同情与悲悯,“一只神奇的手/满想撑住将坍的天/可是,再也推不开眼前的灾难/一只神奇的手/满想揩干灾民的眼泪/可是,再也挡不住溃决的河水/一只神奇的手/满想把‘支那’涂得光彩美丽/可是,再也洗不净脸上的污泥”。③ 刘心皇的诗歌《中原30年代诗歌出土纪念》对30年代中原诗人面对灾害而发出的呼号作了评价,赞扬他们关怀社会现实民瘼的创作态度,表明了自然灾害与中原左翼诗人创作的关联。“回想30年代中原的诗坛,/许多年轻的诗人,/为时代作画像,/为人民的苦难作代言人尽了力量。/……旱灾使河水乾枯,赤地千里,/水灾又使平地三尺浪湮没房舍田地!/蝗灾是蝗虫遮天盖地而来,/把并行叶脉的植物啃吃得叶碎根开!/那雄厚的虫群使人民惊慌的抵抗变成枉然,/那虫群吞食了人民的粮食造成了大灾难。”④ 此外,还有好多作家与灾害、灾荒有着不解之缘。1931年大水灾发生之后,丁玲与冯达到灾区调查走访灾情,创作了小说《水》,描写难民的痛苦与反抗,为遍地的流民塑造一幅群像,融入了左翼阶级对立与反抗的思想内容,标志其创作风格的转向,受到茅盾、冯雪峰等左翼文坛领袖的激赏,宣告了与“革命加恋爱”的文学模式的决裂。苏北地区经常发生蝗灾,左翼作家孙大珂的家乡滨河在1933年就遭受了严重的蝗灾,致使许多农民陷入巨大的浩劫。面对家乡严酷的灾荒,他打算以蝗灾为主题写一篇反映现实灾情的社会问题小说,小说《捕蝗者》就这样在现实的灾情下催生了。由于作者在创作前已经参加了“左联”,受到了左翼文学意识形态的熏染,小说带有鲜明的左翼社会分析色彩,表露了尖锐的左翼批判意识,发表时作者用了笔名“石灵”。《捕蝗者》揭露了统治者面对巨大的天灾非但见死不救,还雪上加霜地掠夺农民,具有极强的现实讽喻性。 二、左翼作家对自然灾害的多样性书写 在苦难叠至情形下,左翼作家格外关注自然灾害题材,与底层民众息息相通,水旱蝗灾都纷纷进入他们的文学视野。左翼作家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形式多样,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民谣、旧体诗词等形式应有尽有,书写自然灾害下人们的痛苦情形,深切同情底层大众的苦难,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烙有左翼文学关怀底层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标签。 在描写灾害的作品中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各类体裁中显得较为突出。一大批左翼作家都写过有关灾害的小说,比如沙汀、丁玲、吴组缃、石灵、蒋牧良、方光焘、易巩等,有些作品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左翼文学作品往往直面现实,挖掘救灾过程之中的阴暗面,剖析灾荒愈演愈烈的人祸因素。蒋牧良的小说《雷》就借用“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巧妙含蓄地揭露赈灾官员大发灾难财的丑恶嘴脸。小说描写官员乔世伦在发放赈米的过程之中做了手脚,在里面掺杂了许多河沙和糠秕,自己私吞了一百担赈米。于是,他拿着私吞下来的一百担赈米的收据去找救灾专员韩八太爷提取赈米。由于他为人迷信,路途中突然遭遇电闪雷鸣就吓得跑到庙里祷告,让雷公不要劈他。就在他神志恍惚之际,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尖脸长髯貌似“雷公”的幽灵,说他吞蚀赈米要遭天谴,让他交出一百担米的收据。小说在结尾之处才含蓄地点明真相,赈济专员韩八太爷原来是个美髯公,他无意之中获悉了乔世伦的秘密,于是就趁机扮作雷公装神弄鬼,抢夺走了一百担赈米的收据。小说构思独特,借用雷电对救灾之中的贪腐现象进行了庄严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