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4-0114-11 一、前言：探索文学动力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主导下，“重写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千姿百态，无数被压抑的作家与社团浮出地表，文学地图日益复杂，如“双翼齐飞”①“民国文学”②“多元一体的文学结构”③或“多元共生体系”④等论述呈现话语繁盛、学派纷呈的态势。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改写“革命”正典、回归文学与尊重历史的结果。尽管如此，迄今在有关现代文学“起源”方面，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似有一种“过犹不及”的有趣现象。所谓“过”即把“起源”追溯到晚清，具代表性的如严家炎先生提出现代文学应当起始于1880年代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言文合一”的主张。⑤另一种“不及”基本上则属于主流书写，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数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律标明把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起点。⑥其实这两者并无不同，都以白话的迷思为基础。 由1917年所标示的“五四”，照今天理解是个多元杂糅的文学复合体，而对白话的强调也是一种较为中性的语言立场，却仍然是个“迷思”，它延续了现代与传统、白话与文言、新与旧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缺陷，而且排除了从20世纪初近二十年的文学，由是不可思议地错失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一是在世纪初，空前的民族危机见证了一场辉煌的文学动员与理论建构；另一个在民国初，东亚第一个共和国的开创给文学带来了深刻转型。这两个节点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相当于危机与复兴的寓言，这不光是政治上，更是文学上的，其历史意义在很多方面并非“五四”思想所能涵盖或比侔，而它们遭到排斥，主要因为发生于白话文运动之前，或者说是出自对文言的心理障碍。 众所周知，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呼唤“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文学被召唤到救亡变革的前台，此“诗运”与“国运”密切相关。嗣后短短数年间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周氏兄弟、黄人、徐念慈等一一亮相，他们的论述在语言改革、文学的情感与审美功能、小说的现代身份、以文化本位融合外来文化以及文学传统内在的创新转化等方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创发了一个精彩的开端，而这一令人瞩目的理论景观是通过文言得以呈现的。虽然现代文学史在叙述晚清这一段时，一般都会论及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却不会与他的“古雅”主张相联系；或高度评价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早期作品，然而很少关注他的古奥文言与“复古”思潮之间的关系。对于民国初年这一节点笔者最近有所论述，⑦因此本文仅对于20世纪初的文学理论建构作一种历史脉络化的描述，在知识社群与报纸杂志所形成的竞争场域中考察各种文学话语，而在各种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通过程中显示出各自对于国族想象、学术谱系与美学趣味的不同取向。富于启示的是，由于国族危机的逼迫，在临危受命之际，中国文学跨入了现代，但是文学的根本使命不仅在于应付危机，而在建设和谐社会与美善人性方面被赋予更高更富远见的使命。 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所汲取的历史资源是什么？是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就改革开放的精神而言，这与其说拜赐于“五四”，毋宁在接受和消化20世纪初所奠定的理论遗产。首先从语言上看，20世纪中国有两次语言转向，一次是五四时期由“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所造成的语言转向，80年代以来出现又一次以“汉语”为中心的语言转向，如申小龙对《马氏文通》以及中国现代语言学唯西化是从的反思、⑧柯灵的白话“后遗症”批判和周汝昌的文言“决非‘洪水猛兽’”的呼吁、⑨郑敏对于五四白话运动的语言暴力特征及其“二元思维”定式的揭示，⑩由是从语言学、文学创作与理论等方面形成了以逆袭白话为特征的又一次语言转向。比起某些情绪化批判更为硬性的标志是官方放弃了语言改革最终目标的汉字罗马化方案，同时民间出现以“汉语”为中心的强势论述，在创作上破除“普通话”典律，迎来了语言实验的千姿百态，这些看似与国际“后学”遥相呼应，实际上也出自接续断裂已久的文化传统的自觉要求，通过强化汉语意识来汲取本土语言资源、重新动员与凝聚民族感情，藉以对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压力。(11)与语言有关的民族尊严、纯文学及传统美学等议程不断被激活，这种文学与文化的新方向固然受到多元竞争的全球文化潮流的影响，其实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及其内在调适功能的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与世纪初的文学与文化趋向接上了血脉，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国粹”“复古”及语言张力。 白话创造了“新文学”，也造就了现代生活，这毫无疑问，至今我们身在其中，但是长期以来“文言”和“白话”成为人为对立的标签，深深印刻在集体无意识之中。虽然“重写文学史”不再以“革命”为“正典”而走向多元和世界，但把白话简单地等同于“现代”仍是个普遍现象，结果文言仍被视作“旧传统”或“保守”而被遮蔽、被排斥。某种意义上本文旨在确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文言的合法性，同时针对至今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的白话迷思。所谓“源起”不在于追溯某个“起点”，而在于建立一种文言与白话的辩证关系，即文言与白话处于同一文化传统里，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开展中，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条件的制约，两者之间呈现或张或弛的协商、转换的态势，却始终是造成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确立20世纪初为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对于“五四”之后文学语言的辩证运动会有一种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文学史书写更为全面与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