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的歌剧、电影、舞剧都在国际上获过奖，这在当代中国是不多见的。与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话剧有着从文明戏以来的经验不同，《白毛女》之前，歌剧在中国是一张白纸。当年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邵子南从晋察冀边区将“白毛仙姑”的故事带到“鲁艺”，工作在晋察冀边区的林漫(李满天)将其小说《白毛女人》托人带给周扬，周扬为什么决定以歌剧而不以话剧或其他艺术形式表现白毛仙姑这一他认为戏份很足的题材，至今仍是一个谜。现在有研究者为邵子南争功，认为不应该忽视他的历史作用，其实歌剧《白毛女》的异军突起，大半要归功于周扬。如果说《白毛女》署名尚有不完整的话，那么主要遗漏的并非邵子南而是周扬。作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院长，周扬决定利用“鲁艺”的力量以歌剧的形式表现白毛仙姑，从确定主题、推翻邵子南写出的初稿、否定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到对创作组的安排以及对剧作提出修改意见，周扬是名副其实的总策划人与创作班子的总负责人。 有的批评家认为，《白毛女》的演出在延安之所以引起轰动，观众场场爆满，是因为歌剧中关于大春与喜儿爱情的民间叙事盖过了革命叙事①。其实，早期的歌剧版本恰恰不是靠爱情打动人心的。大春与喜儿的爱情只是在开头点染了一下，几乎无足轻重，大春在早期歌剧中的戏份很少。因此，《白毛女》本事与早期歌剧文本的关系以及后来各种文体改编本中革命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关系，值得关注。尽管过去《白毛女》研究涉及歌剧改编或者从歌剧到舞剧改编的成果不少，但没有一篇论文将《白毛女》从民间本事到歌剧、电影、京剧、舞剧的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贯通研究，而从这一演变中考察革命叙事对民间叙事的渗透以及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物与主题所发生的变异，更是不应回避或忘却的一种新中国戏剧史的典型现象。 一、白毛仙姑的本事与早期歌剧《白毛女》 1946年3月，剧本主要执笔人贺敬之撰写《〈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时，离《白毛女》的歌剧演出还不到一年，这个民间故事应该是他从邵子南与林漫处得知的全貌，否则，当时退出剧组的邵子南就会出来证伪。 贺敬之对这个民间故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河北西北某地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说白毛仙姑通体皆白，常在夜间出来，村民甚至村干部都迷信白毛仙姑，因为村人的确见过她，白毛仙姑让人每月初一与十五给她上供，供品在第二天的消失更加强了村人的迷信。有一次疏忽而未上供，就听见神坛后面传出“你们……不敬奉仙姑，小心有大灾大难……”的怪音。八路军治下的区干部到某村召集会议，村民居然无人到会，说今逢十五都去奶奶庙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区干部调查此事后，感到无论是野兽还是敌人的搞鬼，都是破除迷信的好机会，就带领武装去庙里捉鬼。当白毛仙姑又出来拿供品时被喝问是人是鬼，白毛仙姑向喝问者扑过来，被打了一枪后飞身逃走。区干部带领武装追赶，循着孩子的哭声，看到了抱着孩子的白毛仙姑。她已经无路可逃，在区干部持枪逼问下，就对区干部说出了一切：九年前只有十七八岁的她被村中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看上，以讨租为名逼死了她的父亲，把她抢了去。她被奸污怀孕后，那个恶霸地主开始厌弃她，在娶亲时阴谋害死她。有一个好心的老妈子得知此事，在深夜把她放走。她无处可去，就在深山中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来，并生下了孩子。由于山洞生活不见阳光，又不吃盐，满头长发全白了。她去拿庙里的供品吃时被人发现，以其白发白身而被称为“白毛仙姑”，迷信的村人从此开始敬奉她，她就靠村人的供品度日。外面世界发生的抗战、八路军到来，她一概不知道。区干部被白毛仙姑的故事感动得流泪，告诉她世道已经变了，把她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②。 白毛仙姑的故事是邵子南从晋察冀边区带回来的，周扬最早让邵子南作为《白毛女》歌剧创作的主笔，但是邵子南写出的像朗诵诗一样的剧本，并配以秦腔的唱腔，周扬很不满意，要求推倒重来。邵子南不同意进行大改动，宣布退出创作组。周扬让贺敬之担任主笔，由王滨组织创作组共同讨论每一幕每一场应该有哪些戏，贺敬之现场记录后再去写歌词和对白，然后由马可、张鲁、瞿维等人谱曲，经张庚、王滨审定后，由丁毅刻写蜡纸油印出来。二十岁的贺敬之被委以如此重任，就拼命写，结果写到第六幕最后一场病倒了，这一场最后就由丁毅写出。1945年4月下旬，六幕歌剧《白毛女》作为向“七大”的献礼正式公演。 《白毛女》的早期歌剧剧本曾经由延安新华书店印行，在情节上与贺敬之所描述的那个白毛仙姑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当然歌剧中的人名是虚构的，大春、大婶等形象在贺敬之和林漫③讲述的白毛仙姑故事中都未出现，而歌剧剧本里设计大春这一人物是为了增加强抢有未婚夫的喜儿的黄世仁的罪恶④。而选择在大年三十抢喜儿，也是为了这样的艺术目的。当黄世仁的黑手还没有伸出来时，喜儿在等躲账的爹爹回家过年，大婶与大春来看望喜儿一家⑤。杨白劳具有底层农民老实善良的本色，他知道地主每逢年底都会来催账才出去躲账，但是穷人再穷，过年也要想方设法满足一家人吃上饺子的企盼，他还不忘给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可见对女儿的宠爱。杨白劳回来后问喜儿，他出去躲账期间少东家有没有人来。喜儿说来过一回就再也没有来。杨白劳暗暗高兴，岂知黄世仁在家里琢磨着怎么把漂亮的喜儿弄到手。果然，正在父女与大婶高兴地包饺子时，他派狗腿子穆仁智来，请杨白劳到黄府有事相商。在穆仁智的精确计算下，杨白劳一共欠了黄世仁租子一石五斗与大洋二十五块五毛，他们知道杨白劳根本还不起，就提出将喜儿抵债，杨白劳被强逼着在出卖女儿的契约上按了手印。回到家后，杨白劳感到无法面对女儿与死去的妻子，状告黄家更是走不通的路，因为黄家与官府是一体的。愧疚与绝望使一个老实的农民在除夕之夜女儿入睡后，喝卤水自杀了。 歌剧后面的处理也几乎与白毛仙姑的故事一样：喜儿进黄家后受尽黄母的虐待和黄世仁的糟蹋，喜儿在黄家就是一部底层女人被卖身到富贵人家的被凌辱史。她被黄世仁强奸，拿绳子想上吊被及时赶到的张二婶救下。接下来一场是七个月之后，她怀了黄世仁的孩子，黄家正在张罗着为黄世仁娶亲。从小接受从一而终观念的喜儿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黄世仁身上：“身子难受不能说啊，/事到如今无路走啊，/哎，没法，只有指望他，低头过日月啊。”⑥她问黄世仁：“我身子一天一天大啦，你叫我怎么办嘛。人家都笑我，骂我，我想死也死不了，我活着你叫我怎么活呀？”⑦她为了生下的孩子有个名分，幻想着黄世仁能够娶她。黄世仁怕在娶亲时怀孕的喜儿闹出什么事来，就先拿话稳住她，使她产生了黄家张罗办喜事是要娶她的错觉。她对张二婶说：“身子已有七个月啦，有什么法子，这回也总算是……”⑧从阶级论的角度看，喜儿有这样的选择会觉得很别扭，她怎么能对逼死父亲的仇人寄予希望呢？不过，问题是这个仇人又是喜儿肚子里孩子的爹。喜儿想让黄世仁娶她，其实是一种为孩子着想的母性与生存的无奈，她觉得自己是黄世仁随便扔的鞋子，但肚子里的孩子却是黄家的种，这就是喜儿产生错觉的原因。然而，毫无人性的黄家在进一步积累罪恶，他们不但碾碎了喜儿的这点幻想，而且还要把怀胎七个月的喜儿卖给人贩子。剧中的张二婶对喜儿多有关照。她听了喜儿说黄世仁要娶她的话，告诉她黄世仁要娶的不是她，而是城里赵家的闺女。喜儿闻言彻底崩溃，天真老实的她开始痛斥黄世仁，而这又加速了要把她卖掉的进程。幸亏张二婶听到了黄世仁他们罪恶的阴谋，并帮助喜儿逃出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