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关于“知青时代终结”的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这篇文章是因王汉生的早逝而引发的一篇议论当下中国文化世代交替之大作，而在项飙之前，我与王汉生有过一段虽不长却印象深刻的合作。上世纪80年代中，我参与组织了世界银行第一个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跨学科、跨单位的合作研究项目，王汉生是该团队中最忘我的成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也就是说，对王汉生人格和气质共同的赏识和怀念，令我这个“准知青”学者，与素不相识的后知青学者项飙之间有了一种精神和情感的联系。第二个原因，就是项飙宣告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终结”，实际上是代表后知青时代的学者，向中国学者，尤其是向知青世代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高度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和总结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如何来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化世代交替？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挑战性，不仅是因为它本身的难度，也是因为中国正面对重构内部秩序和参与重构世界秩序的巨大挑战，而驱动我写作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解和总结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国将如何面对内部和世界秩序重建的历史性挑战。 “农发组”与中国改革：知青世代的贡献与局限 我知道，我的这个假设看上去恰恰印证了项飙的批评，那就是知青世代的学者太把自己和自己的经验当回事了，总是“要建立超越多样经验的统一思想体系”。我同意，许多知青学者都有这种近乎本能的冲动，并且对中国学术乃至公共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的这个假设并非完全出于知青学者的思维惯性，而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知青学者总想建立“统一思想体系”的倾向，并不完全来自他们的集体经验，而是有更深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简单说，这种倾向与中国“大一统”的治理传统有深刻联系。而事实上，知青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是他们的“插队”经验具有相当丰富的多样性和地方性。上世纪80年代，也正是这些多样的地方性经验，帮助不少知青学者克服了“大一统”的潜意识，让他们为改革的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作为“农发组”最早的成员，有直接的个人经验。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革命严重打乱了知识阶层世代交替的自然秩序，在1980年代以来的30年中，知青世代承载了高度浓缩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开拓的使命。对这一代人中的“成功”人士而言，他们无疑是极为幸运的，但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他们的幸运有可能带来极大的不幸。这是因为，知青世代的文化精英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跨文化经验最丰富的一代，并正在成为中国第一代具有全球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但他们乃至整个世界都不曾料到这种格局的到来。 这一格局的巨大挑战就在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令知青世代面临的历史责任远超过了他们的生命经验和文化积淀，因为这个过程不仅系统地瓦解了中国的内部秩序，也冲击到了整个世界秩序的稳定，中国正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治理难题和治理危机。正是这样的认知，让我把总结知青世代的文化遗产与中国崛起的挑战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 “文革”后的中国，竟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经济爆发力，是任何人事前都不可能想到的。要讲清楚背后的机理，非常不容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文革”后中国的改革能实现突破，与“老革命”和“红卫兵”(或知青)两个世代的合作有关，而这种合作又与他们“文革”中被迫对自己的革命激情带来的苦果反思有关，也与这种激情实现了某种超越有关。 项飙文中提到了曾积极卷入80年代改革的“那班人”，很多都来自知青为主体的“农发组”，而“农发组”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政治发生的一个“异数”。这个小概率事件能发生的具体契机就是，坚持“文革路线”的势力虽然失势，但在“文革”中失势的中共元老和老干部要想全面回到权力中心，不仅需要一番权力博弈，更要有能力面对已经非常紧迫的治理挑战。回过头看，挑战旧权力的新领导集团如果不能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仅仅靠平反冤假错案，中国的局面未必能走上正轨，因为农民和农村的普遍贫困以及农产品的极度短缺，不仅会拖累整个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而且会引发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知青回城大潮带来的就业压力，完全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但是，当时的中央官僚系统不仅对解决“三农”问题一筹莫展，而且也得不到刚恢复权力的中共元老们的充分信任。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农发组”出现了，并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如项飙所言，农发组是有一定使命感的知青团体，这个团体以推动中国农村发展，增进农民权利为自己的使命，因而被一些人戏称为“农民党”。“农发组”很快就发现，虽然他们有“高层背景”，但中央官僚系统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排斥的“异物”。因此，从一开始，“农发组”就成了“地方主义者”，因为他们天然的政治同盟，就是各地那些因同情农民而遭到多年打压、“文革”后被重新启用的中共干部。农发组的这个政治逻辑与主张解放农民的中央领导人完全一致，从而使得“农发组”很快成为中央改革领导人和地方改革领导人之间能动的沟通者。 在一篇文章中，我对这段经验作过如下反思： 农发组不仅在改革之初有效地克服了“上下不通”的问题，而且成功地促进了领导层和官僚体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价值转型，也就是为克服“意识形态单调繁殖”的难题，作出了突破性贡献。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发展组在推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过程已有很多文献记录，但背后的机理没有讲透，甚至存在很多非常失真的浪漫化解读。中国当时的情况是，一些基层和地方领导存在强烈的改革冲动，但也有很多地方领导害怕改革会冲击现存秩序和既得利益。中央领导层一方面有很高的政治共识要改革，另一方面对改革也有重大的方向和策略分歧，这其实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省级大员多数持机会主义态度，因为他们无法预知哪一边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