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6)02-0074-09 性态是“具有不同起源和诸多方向的多元现代性问题”①，也是现代性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西方性科学的传播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方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性恋思想的碰撞，也即文化冲突与交融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的同性恋思想需要应对外来的或异己的同性恋文化。亚洲的大多数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连续体中，认识亚洲其他地方的同性恋亚文化和共同体以及它们的现代性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同性恋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以及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本土性与植入性问题。 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性的同性恋身份、亚文化以及话语是否确如一些学者所言，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全球酷儿化”或“同性恋美国化”？西方的性身份和话语体系是否能够适合非西方的情境并用来描述非西方文化中的实践关系？或者反过来，非西方的文化与实践能否赋予西方文化以新的涵义？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又如何解读当代中国的“性”以及性少数群体？他/她们只是西方性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被动的全球欲望的凝视和狩猎对象抑或是全球欲望地图中的积极能动者？在研究地方性的同性恋议题时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一、全球酷儿研究的两种视角 在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研究中，全球化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视角。这种理论取向强调电子媒介、迁移、旅游和跨国资本流动等，这些因素使全球政治和文化边界变得更具渗透性。该视角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丹尼斯·奥尔特曼(Dennis Altman)提出的“全球酷儿化”的观点，他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跨国同性恋的身份问题，认为全球化在身份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以及国际性的大众媒介等都参与了这种发生于不同社会中的世界性同性恋身份和共同体的形成。同性恋世界的浮现被理解为一种“既存的西方类型的扩张”、“急剧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政治的一部分”②或“后现代同性恋身份的全球化现象”③。西方同性恋文化的全球性传播被普遍看作是解放第三世界国家性少数群体的进步性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需要，其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都经历了重塑的过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身份可能同时并存并彼此交融。奥尔特曼所说的全球酷儿化的实质是同性恋的美国化和性身份的全球化。他将全球酷儿化理解为西方同性恋模式的延伸，认为非西方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将自身视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的共性超越了文化差异。全球化视角的研究试图在文化差异中寻求普遍的同性恋身份，这种身份用新的现代自我观念取代原有的本土性概念，在地方性文化的规范下发展同性恋关系，公开地表达性身份，发展公共的同性恋政治意识并且创造一种建立在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感。在这种理论视角的支配下，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都是以西方的性态为中心、将西方的性学话语体系直接运用和解释非西方的性态。在西方的同性恋公共话语中，主导性的叙事对非西方的男性进行去情色化和女性化，同时理想化男性的身体特征，认为他们象征着真正的男子气概。④全球化的理论范式关注所谓的地方性酷儿主体如何采纳西方模式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的身份作为他们自身的能动性。⑤以“全球酷儿化”为主要内核的研究视角假定“酷儿”、“性态”有一个跨越时空的超稳定结构和同一性基础，这种同一性基础的稳定性由于西方酷儿文化和身份的渗入而得到强化。 全球化视角遭致了不少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它忽略了民族国家、种族区域，以及宗教、语言和文化版图的历史边界。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指出奥尔特曼的“全球酷儿化”理论存在四个主要问题：即构成奥尔特曼论点的殖民话语动力学、关于文化的概念、对意义和指涉性的理解以及对全球化或普遍主义的想象。⑥奥尔特曼将同性恋解放的特殊叙事普遍化，并进而确立以西方作为世界史始点的等级体系。如果按照奥尔特曼关于同性恋解放起源于西方的叙事，那么非西方的同性恋者将永远处于一个亦步亦趋的位置。奥尔特曼理论的一个潜在假设是：无论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对普遍主义的诉求是不证自明的，这种诉求并非是修辞策略或两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它也不是地方性政治的代表或者“策略性的本质主义”。马汀·马纳兰珊(Martin Manalansan)也批评同性恋修辞中的普遍化倾向，尤其是现代西方的同性恋话语将非西方的、非自我确认的男男性行为者建构为前现代的性少数族群，他呼吁从不同的地域进行介入，使同性恋身份、政治和文化的对话中有来自边缘社群的声音。⑦马汀·马纳兰珊认为，这种由西方发展产生的叙事开始于一种“前政治性的”同性恋实践(即所谓的“文化传统”)，其终点是自由的“现代”同性恋主体。⑧马纳兰珊的阐述规避了全球同性恋身份均质化或“麦当劳化”的观点。在这种学术反思之下，林永铭(Eng-Beng Lim)针对西方酷儿理论家的“全球酷儿化”概念而提出亚洲的“全球本土化酷儿”(Glocal queering)的新表述，通过这一概念，他试图促成对“全球酷儿化”这一阐释性范式的认知转移。⑨林永铭在研究新加坡的同性恋文化时发现，酷儿文化的不同实践模式构成了酷儿特性中的离散化形式。不像欧美模式强调性身份的确认，如丹尼斯·奥尔特曼提出的普遍主义的同性恋身份，新加坡的酷儿化(queering)与亚洲内部其他的文化显示了实用主义取向的同性爱欲实践。 与“全球酷儿化”理论相对的是福柯式的对突兀断裂特征和高度边界化话语的强调，此类研究取向构成了全球视野下同性恋研究的另一种视角。福柯在《性史》中表明，同性恋身份的出现是基于性的新型话语系统的制度化，福柯式性态研究聚焦于话语的内在特殊性，它分析某种特定话语内部的概念、类型和身份。全球化理论和福柯式话语分析分别关注全球文化形式之双重生成过程中的某个维度。全球化理论试图解释跨国间的同质化过程，而福柯式的研究更多地被运用于本土化或在地化(localizing)过程。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认为，尽管很多标签或术语都借自西方话语体系，当代亚洲的同性恋身份与现代西方同性恋文化的表现方式明显不同，亚洲国家的性身份可能是“前-同性恋”(pre-gay)或“后-酷儿”(post-queer)，也可能是各种跨越时空的不同身份并行不悖；因此，亚洲的同性恋并非是西方同性恋的镜像。同时，亚洲同性恋文化空间的内部也存在各种差异，这种差异从亚洲国家独特的地方性话语中可见一斑，例如泰国的本土性话语表述类型：“phet”，它结合了性差异(男性vs.女性)、性别差异(男性阳刚气概vs.女性柔弱气质)和性取向(异性恋vs.同性恋)。其他地方性的表述诸如“bakla”(菲律宾北部)、“bantut”(菲律宾南部)、“banci”(爪哇)和“waria”(印度尼西亚)等继续被用来意指易装和变性身份，而“gay”则用来指具有男子气概的同性欲望。⑩最近在亚洲国家开展的许多地方性研究都深受福柯范式的影响。例如，达纳·柯林斯(Dana Collins)探讨了同性恋东道主(gay hosts)(11)身份如何通过东道主本人的旅行/流动性和都市地点进行身份建构，即通过将城市空间挪用/转变为同性恋空间以表达同性欲望。(12)尽管这些同性恋者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到社会排斥，但他们通过社会地位的制造策略成功地实现了身份的转换。罗莎琳德·莫里斯(Rosalind Morris)对泰国的性态研究发现，泰国地方性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基于社会性别的更古老的传统，它并未被西方的性话语完全取代。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采借过程中，泰国是“一个深受其影响但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跨国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社会”(13)。在当代的性和性别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身份、语言和欲望等复合再生产的性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