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02-0074-07 虽然对“创伤”(trauma)的学术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医学界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但创伤本身作为一种个体的精神体验和心理活动过程，也即作为一个心理或精神事实，却贯穿着人类生活的始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创伤研究从病理学层面转向了心理学层面，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20世纪中后期的各项社会运动的发展而渐次繁荣，从个体心理扩展到了社会心理，从医学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基于此，“文化创伤”而不是“自然创伤”越来越受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创伤记忆”而不是“创伤体验”也越来越成为创伤研究的焦点。 对世界而言，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波兰与乌克兰之间的暴力冲突及种族清洗、卢旺达大屠杀、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统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等种种野蛮的事件构成了历史的伤痕；对中国而言，20世纪的百年史充满了战争、革命和危机，更是深切的创伤体验。当然，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主题，创伤体验的动机、主体、形式等也不同，由此所引发的创伤表征也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对20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创伤是最朴素也最本质的历史事实，而对今日之人类，反思创伤无疑要比探索启蒙更急切、也更有意义。那么，作为一种文化事实，创伤何以能以方法论的形式贯穿于我们对其他社会现实的探究中呢？我们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理论依据又在哪里？ 从本质上来说，创伤或创伤体验不独属于个体。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或社会心理，一个群体，小到一个群落或社区，大到一个民族或国家，也都可以被认为“拥有”经历创伤的能力以及可能性。然而，创伤记忆与创伤体验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叙事与表征，套用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的观点，是对后者进行“解读”和“编码”的过程。所以说，创伤记忆可能与具体的个体、场所、诱因等有关，但它同时也可以从这种“特别性”或“个体性”中被抽取出来，演变为一种历史的符号和标志。借助这一符号和标志，我们不仅得以探寻具体情境及特定阶段的历史真相，还获得了反思现实甚至建构未来的能力。创伤记忆因而超越了个体记忆的有限性，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超越了地域或文化的限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话语。 比如说，中国台湾学者龙应台在北京做了一场题为“倾听一个人的记忆”的主题演讲。她的演讲完全基于她的个人、家庭经历，几乎可谓一个个体的“族谱梳理”或“寻根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她的演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微小的物件、瞬间的感受、片刻的观察、未被冠名的许多个人。然而，我们决不能把“一个人的记忆”简单等同于龙应台个人的自传式回忆录。毋宁说，借助自我的讲述，龙应台从自己出发，探寻了父辈和祖父辈、中国台湾和大陆、普通民众与士兵、战争与和平、家庭与民族等多方面的问题。而通过“倾听”，她的个体记忆又得以与众多听众交流、分享，从而形成集体性的“分享记忆”，与宽泛的、边界含糊的“公共记忆”或“共同记忆”相互交叠和影响，或抵牾、或质疑、或印证、或巩固，最终成为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之理解的一部分。龙应台自己也对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她把二者比作一张大网和网上的丝线，她认为，面对集体记忆可能“被塑造、被遗忘”的事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应当有一把“自觉之剑”，都应当通过探索历史真相来淬炼这把剑的剑锋。 龙应台就是通过讲述个体记忆来自觉地反思集体记忆“被塑造、被遗忘”的历史的，她的个人及家庭的历史缩微反映了百年中国战争频繁、国人流离失所的历史，也揭示出百年中国的历史实为国人之创伤经历的朴素本质。从龙应台的个人记忆叙事到我们对百年中国之创伤记忆的集体反思，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记忆或创伤记忆，在此发挥了比文化事实更为深远和重要的影响，它不只是构成历史的某个素材或因素，而是历史的结构本身，是历史的框架和视角，是看问题的出发点，是一种世界观。更深一层来说，它不只是对问题的解释，它还是制约和规范特定的专家共同体，对其观点、信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的理论体系。 最根本的是因为创伤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事实，最关键的是因为创伤记忆具有从文化事实扩展为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最具操作性的是因为创伤记忆关涉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基于这三点，我们才说，创伤记忆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发挥作用，并对其他的社会现实产生深切的影响。英国学者艾米丽·凯特利(Emily Keightley)和迈克尔·皮克林(Michael Pickering)共同编辑出版的《记忆研究方法》一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本书的序言“方法论的前提和目标”中，二人共同指出：“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记忆研究涵盖了对多学科中的多样化记忆现象的探寻，其主要方向包括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科学、哲学和美学、戏剧和文学研究，以及文化和媒介研究……记忆的多学科本质意味着我们必然倾向于在概念层面上展开对话……而理论层面与概念层面的对话还需要辅以方法论层面上的对话。”[1](P2)如果我们把创伤记忆理解为一种方法，我们就能够更恰切地从“人”本身而非“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能够在对历史作出理解和判断时更体己地坚持“人本位”而非“史本位”，就能够更深刻地透过历史创伤、战争创伤和政治创伤来体会百年中国的艰辛，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作一系列的革命与胜利的结果。 一、功能之一：见证过去 作为一种方法论，创伤记忆具有见证过去的功能，它保存了当事人或幸存者对于创伤体验最鲜活的印象，因此成为“有温度的历史”。但毋庸置疑的是，记忆是选择性的，即使是“见证”，也一样因为记忆主体是有情感倾向、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的人而具有“天然的倾向性”，而创伤记忆因为“创伤”本身的不同寻常就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学者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所言：“记忆的生命通过使影像和言语的痕迹保持鲜活如生而超出了历史的事件。然而，文化的记忆，只是部分地才成其为一面镜子，它碎裂而又被粘复，它照亮当下的黑暗之地，在这里唤醒了一种见证，在那里又加速了一种对事实的隐藏，让你面对面地面对那种不安而又不可能的时间性，那种过去一当下。”[2]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天然的倾向性”并不损害创伤记忆见证过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恰恰相反，这种“当事人的立场”或称“主观的客观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接近真实的历史，也令我们对过去的叙述更可靠、更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