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6)01-0079-10 一、题目中的三个半术语 本文围绕一个中心概念，即意识形态，试图给意识形态寻找一个崭新的定义。文中详细讨论文化的符号构成，讨论元语言的符号学机制，都是为论证这一定义的合理性做的铺垫。标题中的三个或三个半术语(“意识形态”、“文化”、“元语言”以及其所隐含的定语“符号学”)从来没有出现在同一个标题之中，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无论是西文还是中文，也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篇论文的关键词中。虽然学界很早觉察到这些概念中的联系，但是大部分文献讨论的是其中两个之间的关系。 例如，关于文化与元语言，我们可以见到洛特曼的论文《文化类型描述的元语言》，讨论的是文化分类问题，而且指出“文化模式”在处理文化的分类、评价、等级、地位等中的作用。他认为分类的标准是“特定文化的世界观”，这就有点接近“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了。[1](p101-103)但是他最终没有清楚地说出来，可能是因为这是1975年的著作，而那时在苏联的爱沙尼亚，这个问题并非方便的课题。有一些学者比较清晰地讨论了元语言在语言的社会性“语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亚沃斯基等人集合诸家之说的《元语言：社会与意识形态视角》，但是文集中绝大部分文章讨论的是“语言学的”元语言，也有个别文章指文化活动中的“语言”，例如关于电视广告中的语言的讨论。[2]这有点接近文化，但讨论的依然是语言的用法。 至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联，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汤普森在他的名著《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把意识形态明确描述为“现代文化的调节过程(mediatization)”。[3]伊格尔顿在他的名著《文化的概念》中，一再讨论了这二者的关联。伊格尔顿对文化的讨论，卷入了符号学问题，例如说到美国文化的“自我中心符号学”、“大型商场符号学”。[4]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最早的发明人是法国思想家特雷西，在1817年的《意识形态诸因素》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此术语，书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说到意识形态与“符号的语法”的关系：“语法不仅是符号的科学，它也是思想科学的延续……这种语法不是言语的研究，它是符号科学的论说。”[5](p343)一个半世纪后，巴尔特在其名著《符号学原理》中，也再清晰不过地突出了意识形态的符号学性质：“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内涵系统的所指的形式。”[6](p325) 因此，关于文化，关于元语言，关于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与符号学的关系，都有太多的文献。这些概念本身，定义有太多纠缠，不那么容易理清楚。虽然已经有不少论著在围绕着这几个概念的关系进行讨论，但没有一篇文献把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能把这几个概念的关系理清楚，关于意识形态，关于它卷入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几个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许可以用一种比较明白易懂的方式说清楚。 笔者在1990年出版的《文化符号学》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符号活动的总集合。”[7](p89)而在2011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也有一个简短的讨论：“意识形态就是把‘社会相关表意活动总体’作为对象语的元元语言，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文化的评价体系。每个社会性评价活动，也就是元元语言集合支持的一个解释努力。”[8](p242)也许“元元语言”这个术语过于复杂了，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只有个别论文呼应了这个观点，例如孙金燕写武侠史的论文。[9] 本文的目的不仅是从一个较新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无比复杂的问题，更是为了对作为符号哲学的意义理论提供一个重要的维度。为了这个目的，本文不得不耐心地回顾作为符号学概念的元语言，作为社会符号表意集合的文化，以及作为文化元语言的意识形态，然后检查如此的论辩，能否有助于理解意识形态研究中几个长期争论的课题。 二、元语言作为符号学重要概念 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但也是比较清晰的。元语言的概念最早来自语言学，自从雅克布森与巴尔特等人用“元语言”来指符号信息的意义控制方式，这个术语在符号学中已经确立：元语言(metalanguage)是解释符号意义的符码(code)的集合。 意义并非现成，符号文本有待于解释。控制文本形成的意义植入规则，控制文本解释的意义重建规则，都称为符码。符号信息的发出者，依照符码对符号信息进行“编码”(encoding)，意义被编织入符号文本(文本这个词原意就是编织)；符号信息的接收者对符号信息进行“解码”(decoding)，信息就变换成意义。 单独的符码只是在个别符号的理解中起作用，而符码的集合，即元语言，是理解符号文本的集群所依据的规则，类似理解语言所需要的(虽然不一定成文的)辞典和语法。各种文化活动，仪礼、宗教、民俗、舞蹈、手势、绘画、体育、男女关系等，只要被当作意义文本，就必须有相应的元语言，提供体系化的解释符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