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6)01-0003-10 尽管《无需存在的上帝》(God without Being)不是马里翁的第一部著作，但却堪称是他对哲学和神学思考的真正开端。在这部文集形式的著作中，马里翁第一次清晰地阐述了他的一系列标志性的哲学和神学思想观点，如馈赠(gift)、被给予性(givenness)、饱和(saturation)、溢出(excess)和爱(love，charity，agapē)等。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马里翁在《无需存在的上帝》中确立了他此后的基本问题意识和思想关怀。正如该书标题所指明的，马里翁的根本意图就是重新厘清上帝与存在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将上帝同一切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论述划清界限。在他看来，“存在”(Being)并不是一个真正适用于上帝的“神圣之名”(divine name)，因为上帝同任何意义的存在都毫无关系。 马里翁的这一思想立场一方面固然针对的是自柏拉图以来源远流长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另一方面也是针对以阿奎那和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为代表的基督教“理性神学”(rational theology)传统。这两大传统者虽然看似相互对立，但其共同原则都是将上帝等同于理解为一种最高的存在者(being)。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里翁把包括哲学和理性神学在内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理解为一种“存在—神学”(Onto-theo-logy)。 马里翁关于“存在—神学”的论述，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正是这一命名的首创者。在其后期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一文中，海德格尔明确地指出：“在根据意义上，存在者之存在完全仅仅被表象为自因(causa sui)。借此道出了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形而上学必须从上帝出发来思考，因为思想的事情乃是存在，而存在以多重方式现身为根据：作为逻各斯，作为基础，作为实体，作为主体。”[1](P833)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的形成有三个关键阶段：首先，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形而上学无视“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分”，将存在误解为一种对象性的实体或现成的存在者；其次，以阿奎那和苏亚雷斯为代表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进一步将存在等同于上帝，也就是说，上帝不仅是一种最高的存在者，而且是其他存在者得以存在的终极原因或根据(Ground)；最后，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现代形而上学中，上帝与我思或主体完全统一，并且成为“自因”。 从《无需存在的上帝》的意图来看，马里翁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联性恰恰是他本人有意为之。事实上，无论在马里翁的这本书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海德格尔都或隐或现地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对于马里翁来说，海德格尔的重要性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海德格尔是马里翁的思想引导者；另一方面，他也是马里翁最大的思想对手。从前一方面来说，海德格尔为马里翁提供了一个理解和批判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路径。同海德格尔一样，马里翁也是将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存在—神学”。[2](P xxiii)依据海德格尔的这一洞见，马里翁对包括阿奎那、苏亚雷斯、笛卡尔、康德和尼采等在内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并且认为他们的共同错误都是将上帝等同于一种作为“本原”或“根据”的最高存在者。但从后一方面来说，马里翁反过来批评海德格尔仍然将上帝放在作为存在者之境域的存在(Being as horizon of beings)或“本有”(Ereignis)之中，从而使上帝从属于存在。[2](P xxiii)甚至在2012年的《无需存在的上帝》英文“第二版序言”中，马里翁仍然坚持认为：“我并不认为我有必要在根本上修正关于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视域优先于上帝问题的讨论。”[2](P xxix) 总体上看，马里翁在《无需存在的上帝》中首先借助海德格尔的思路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其次是通过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的“否定神学”(negative theology)进一步突破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论视野。基于这两点，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上帝既不是任何意义的存在者，也不从属于作为存在者境域的存在。简言之，上帝无需存在(God without Being)。 马里翁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神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批评，是以偶像(Idol)与圣像(Icon)的区分为基础。这一区分不仅是这本书中所有思考的出发点，甚至成为贯穿马里翁一生思考的核心原则。概要地说，偶像与圣像都与作为不可见者(the invisible)的上帝或神圣者(the Divine)有关，但它们的关联方式完全不同：偶像强调的是从人的角度关注、理解和把握上帝，而圣像的核心原则是从上帝的角度看待人。受列维纳斯(Levinas)和天主教神学家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影响，马里翁也特别强调，上帝意味着一种无限、绝对和不可逾越的距离(distance)，而是否承认这一无限的距离，则是区分偶像与圣像的关键所在。[2-3](P217,P52-53)任何试图站在人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上帝并且消除这一无限距离的努力，在马里翁看来，都必然会导致一种偶像崇拜(idolatry)，也就是说，必然会把上帝变成某种现成的存在者(ousia，being)。与偶像不同，圣像所指向的神圣者或上帝是无限和超越的不可见者(invisible)。尽管上帝作为不可见者可以显现为某种可见者(visible)，但这种可见性并不是人的理解和把握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上帝自身的启示、恩典、爱或馈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