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1-0052-12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1.13

       笔者多年前曾撰有讨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的两篇论文[1]。这里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的论述，乃是对前文的一个接续和扩展，同时也是一定程度的矫正。归根结底，乃是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同一个问题：意识及其发生与存在及其历史的问题。在海德格尔这里甚至可以说，是作为存在的历史或作为历史的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确可以像黑格尔哲学或狄尔泰哲学那样被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存在历史的哲学或历史存在的哲学。而在胡塞尔这里，作为存在论总体的意识本质论包含了结构系统、方法系统和历史系统的三位一体，历史问题只构成他的全部思考的三个方向之一。易言之，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动词，有时态变化，是历史性的；而在胡塞尔这里，存在既是意识本质，是静态的、结构性的本质，同时也是发生的、历史性的本质。这两种立场，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本质主义的和历史主义①的立场：是对立的，还是互补的？或者，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这是本文试图讨论并澄清的问题。

       海德格尔晚年曾多次向人诉说过一段胡塞尔的轶事：1922年在弗莱堡火车站送胡塞尔去伦敦做讲演前，海德格尔问胡塞尔，除了绝对意识这一方面与自然另一方面之外，历史位于何处？胡塞尔回答说：“历史？——是啊，我忘了历史……”[2]

       海德格尔读过胡塞尔的《观念II》手稿，十分熟悉胡塞尔的基本历史思想，而不像一般读者那样只知道胡塞尔在其公开出版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因此，他的这个说法属于一种带有特定意图的揶揄和调侃。

       在这个轶事中，回答者胡塞尔似乎默认或赞同了提问者海德格尔的隐含预设，即：无论是绝对意识还是自然，都是无历史的，并且在此意义上构成历史的对立面。然而海德格尔应当很清楚：胡塞尔在讨论精神与自然关系的各种讲座和研究文稿中②，尤其是在海德格尔于《存在与时间》中为胡塞尔允许他阅读其研究手稿而致谢时特别提到的《观念II》文稿中，胡塞尔讨论的“精神世界的构造”(也包括“人格世界的构造”)是一个在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和历史理性意义上的精神，即生动的和发展的、历史性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精神”。胡塞尔将这个意义上的精神，即“绝对主体性”，视作“最终真实的和具体的主体性，连同其存在与生活的全部充盈，在它之中的不仅具有理论成就，而且也具有普全成就的生活，即：绝对主体性连同其历史性：科学、世界、文化、伦理-宗教追求等等。”[3]在此意义上，胡塞尔的“绝对意识”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不可能是与历史相对立、相分离的东西，而是活的、历史地发生、发展的绝对之物。正因为此，与海德格尔有十多年交往的奥托·珀格勒在引述海德格尔的这个轶事时也会说，“只要看一眼海德格尔也了解的《观念II》，这个轶事的噱头就失去了价值。”[4]

       当然，当时没有读过胡塞尔未发表的研究手稿并且与他没有私下学术交往的人，通常都不会将他视作历史哲学家。胡塞尔是数学家出身，起初对历史问题并无特别关注。但这个情况在他1905年认识狄尔泰之后便有所改变。他于这年开设过一个学期的历史哲学的课程。自此之后，1905年的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座，在二十年代持续进行的时间意识和发生现象学研究，以及他在三十年代在《危机》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方面的讨论，都属于他在时间—发生—历史的纵意向性方面的思考。用胡塞尔自己的话来说：“1905年在柏林与狄尔泰少数几次谈话(并非他的著述)意味着一个推动，这个推动将《逻辑研究》的胡塞尔导向了《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胡塞尔，而不完整地展现出来的，并且实际上是在1913至大约1925年期间才得以具体完善了的《观念》的现象学——尽管在方法上有本质不同的形态——导向了与狄尔泰的一种最内在的共同体。”(书信VI，275)

       事实上，无论是狄尔泰的“精神”，还是胡塞尔的“意识”，它们先天具有的流动性质都使得它们或迟或早会导向历史性的问题。还在1907年的“现象学的观念”的五次讲座中，胡塞尔已经指出了意识的静态和动态的双重特点，而且后者是构成时间意识、发生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可能性条件：“我们在纯粹现象的领域中活动。但我为何说领域；毋宁说它是由现象组成的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河流。”[5]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胡塞尔对讲座和研究手稿中对“历史”的关注由来已久。除此之外，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对“历史”和“历史主义”问题有所表态，尤其是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长文中，为此他也常常被狄尔泰、舍勒等人批评为“非历史的”。胡塞尔自己实际上对此一直有所思考和应对。他在1919年9月4日致其弗莱堡的学生阿诺德·麦茨格的信中批评说：“我的整个印象都在于，您对历史精神的嗅觉尚未完全发展起来，我自己也是很迟才在我身上看到它的形成和成长(因此我猜想，您也是从自然科学研究出发的)。神与神的世界、寻神者、生活在神的庇护中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对您意味着新的、丰富的东西，只要您从纯粹主体性之极点出发获得了观看历史之眼——而且与此相近地——获得绝对的存在观察之眼，也是‘世界’观察之眼。”③而关于没有在公开发表的著述中阐释历史问题的原因，胡塞尔曾在1930年11月27日致米施的信中做了解释：“‘非历史的’胡塞尔之所以时而不得不与历史保持距离(他极度地关注历史)，恰恰是为了在方法中能够走得如此远，以至于可以对历史提出科学的问题”(书信VI，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