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一项通知引起大学教育界轩然大波。通知题为《关于全面重议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通知)》(下文简称《通知》)，由时任日本文相的下村博文主持发出，其内容被媒体解读为要求国立大学“关停并转”缺乏实际效用的文科院系或专业。直至同年10月下村博文辞去文部科学大臣一职，相关讨论仍在发酵，并已波及中国、欧美等海外地区。然而，国家最高层面的文教政策被简单地解读为否定文科的价值、轻视文化的立场，不免令人怀疑。 《通知》中关于文科设置的争议焦点为：“基于‘使命再定义’里明确的各个大学的长处、特色以及社会功能，努力进行迅速的组织改革。特别是对师范类的本科及研究生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系的本科及研究生院，要基于18岁人口减少和人才需要，确保教育研究水准和国立大学的使命，制定组织重建计划，积极地进行组织废止或者向社会需求高的专业领域转换。”[1] 这项政策本身的内容涉及国立大学的文科如何定位与设置的问题，同时，这项政策落地的过程也体现出日本中央政府与国立大学间的互动与博弈，两个层面的问题在该案例中交织，都值得关注。本文首先梳理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具体细节，其次分析文部科学省对待争议时的官方说明及其理据，进而站在第三方立场做出政策解读，包括基于客观数据的实情分析以及基于高等教育思想的理念评析。这些工作将消除一些跨国比较中常见的误读，也对深受中央行政权力影响的中国大学改革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背景：自治壁垒的松动 日本国立大学诞生于明治维新时期，从组织架构到精神、理念与文化都以当时国际上最强盛的德国大学为蓝本。日本国立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综合地位最高的东京大学建校近140年，校园内至今还保留着哥特式风格的早期建筑。经历了二战、战后美国强力介入的改制和“大学纷争”等风浪，国立大学不仅持续获得国家优裕的供养，而且享有美国州立大学和中国公立大学难以企及的自治权。这种学术自主意识根深蒂固，形成了日本国立大学高度稳定、保守的传统。另一方面，不论学校数还是在校生规模，国立大学都不是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日本有国立大学86所，在校学生610802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21.4％；私立高教机构604所，在校学生2100642人，占总数的73.4％。[2] 天野郁夫揭示了日本高等教育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性结构[3]。由于日本私立大学的设立基本金较少，其运营对学费收入的波动非常敏感。在上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大众化过程中，扩招的主力是私立大学。2000年以来，18岁人口的持续减少又迫使许多私立高教机构倒闭或关闭部分就业前景不佳的专业，所以私立大学必须对学生诉求及市场的变化反应灵敏、顺时应变，而日本国立大学则缺乏这种直接的传导机制。长期以来，以学术自治的名义抗拒随波逐流、拒绝屈从社会的欲望是国立大学的骄傲，然而另一方面，国立大学对社会现实变化反应麻木、行动迟缓也使其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2004年起，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迈出了中央政府对国立大学有效管制的第一步。法人化改革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拨款机制：从原先以人头费为主、各校之间均匀分配的原则变成带有绩效考评意味、各校之间具有一定竞争性的拨款方式。[4]于是，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有了一定的裁量空间，而政府的改革意志(或者市场的呼声通过政府)便有可能对国立大学构成切实的压力。换言之，国立大学法人化是一项基础性的体制改革，为后续政府主导的改革准备好了抓手。 许多人认为，此项2015年6月发布的《通知》对2016年4月即将开始的第三期国立大学法人中期考核有直接的指引性。①这项看似没有行政效力的《通知》必须放置到法人化改革的背景中展开分析。如果《通知》构想的组织变革得以推行，将成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中央政府首次运用这一政策工具介入大学治理和学术事务的标志性事件。 二、过程：尊重大学自我变革 政府对推动国立大学改革并非一时起意，至少早在《通知》发表前3年已经开始了准备和酝酿。2012年，文部科学省曾与国立大学一一商讨，对大学各专业的定位和发展使命进行详细的梳理和界定。其结论被列为2013年6月14日内阁会议决议“日本再兴战略”和“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一部分，全部文本均在文部科学省的网站上公之于世[5]，体现了国家振兴计划下文教系统协同一体的意识。 从《国立大学使命再定义》(简称《使命再定义》)的文本可见，每所国立大学都各有一套分学科领域描述的使命，均包含“学部等教育研究组织的名称”“历史沿革”“设置目的和使命定位”“优势和特色及其社会性职能”等个性化内容。比如：京都大学关于发展再生医疗的使命与新近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中伸弥教授团队有显而易见的关联[6]；人文类教育的使命方面，东京大学以真正理解人类的思想、历史、语言和社会，能够担当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的人才为目标，培养文献研读、资料分析、试验调查等方法论的能力并养成广泛而深厚的人文素养；筑波大学注重培养交流沟通能力；名古屋大学注重培养多元文化的理解力；广岛大学和神户大学都强调要通过研读古代经典文献获得对人类共通问题的洞察、思辨与践行能力等。[7]同时，《使命再定义》中确实可见多处量化表述的“第三期国立大学法人中期目标”，比如广岛大学师范教育的博士前期课程毕业生教员就职率要从第二期的63％提升至95％[8]，不免给大学运营构成切实的压力。 我们还注意到《通知》正文中的一句话，说明了整个改革倡导的宗旨：“关于全面重议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事项，要立足于宪法保障的学问自由和大学自治的理念，并十分注意尊重国立大学教育研究的特性，确保其自主、自律的运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