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6)01-0169-12 活跃在近代中国的胡适，对当时的中国大学曾经提出过一系列质疑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何以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这个问题集中反映了胡适对近代中国大学的诘难和批判，也反映了他的大学思想和主张。本文权且将这个问题称为“胡适之问”，并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析，探讨胡适的大学观及其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一、“胡适之问”的由来与表述 问题的最初萌芽，始于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的一次偶然经历。1915年2月20日，英文教授亚丹在课间很不经意地问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这在亚丹，是个随口一问的问题，但在胡适那里，却是个一时“无言以对”的难题：要说没有吧，不是事实；要说有吧，又说不出一所大名鼎鼎的大学来。亚丹见胡适一时语塞，说是若中国真有一所“完美之大学”，他愿意将自己珍藏的数千册英国古今剧本相赠；临了还不忘教诲胡适一番，曰“大学乃一国文化之中心”、“国之先务”云云。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且写道：“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1]中国有大学吗？什么时候才能有哈佛、剑桥那样的著名大学？问题的种子就此埋在了这位年轻的留学生心中，激励着他对中国大学问题做长期不懈的观察和思考。 1.“胡适之问”的现实之维 胡适的问题是针对当时中国大学的现实状况提出的。北京大学是胡适的大学教育生涯正式开始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为他第一个审视的对象。胡适于1917年夏结束在哥大的留学生活，回国任北大教授。当时的北大正经历着蔡元培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处在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的巨变之中，各种美誉也纷至沓来。然而偏偏在此时，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北大提出很严厉的质疑，自揭其短。1920年9月17日，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言，他要大家扪心自问：北大被外界誉为“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中心”，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到底“惭愧不惭愧”？他批评北大“在智识学问方面”已经“贫穷”到几乎是“学术大破产”的地步，还说外界骂北大“程度不高，学风不好”，这是北大“真正的耻辱”。[2]此后数年，胡适对北大的批评几乎没有间断。例如1922年，他对教授“索薪”罢教、学生滋事罢课大为不满，公开质问道：为什么“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自己毁坏自己呢？”[3]北大25周年校庆时，胡适在北大纪念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说北大尚未脱离“裨贩学术”的阶段，“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4] 胡适于1920年代中期离开北大，先后在上海的多所高校任教，当过中国公学校长，兼任过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1930年代初专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在北大兼教，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奉命使美。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胡适对中国大学的现状有了更广泛的审察，“胡适之问”就在这个时期明确提了出来。 1932年10月25日，胡适到南开大学演讲，主题是“中国问题的诊察”，他认为中国患了“五鬼症”(贫穷、衰弱、愚昧、贪污、纷乱)，根源不仅在“武力不如人”，更在“文化不如人”，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证是，欧美、日本有那么多著名的大学，而我们“何以一个五千多年的老大国家，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没有一处文化人才建设集中的地方？”[5]在他看来，“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没有一所大学”，是十足的愚昧，“愚昧到自己不能自救，不知自求医药”。他提醒大家：“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 1930年代掀起“中国文化本位”问题论战，胡适是反方的主辩手，他运用的重要论据之一依然是“不像样”的中国大学。1932年5月，胡适在反驳“东方夸大狂”的论调时质问对方：“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6]胡适指出：“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7]在论辩“领袖人才的来源”时，胡适反问对手，时至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随即他将话题转到本国：“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胡适愤然质问道：“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8] 2.“胡适之问”的历史之维 胡适时常拿有千年高龄的欧美大学和历史短暂的中国大学来比较说事：“为什么历史不及我们的国家，会有那么长远历史的大学，而我国反而没有呢？”[9]这可以看作“胡适之问”的一个历史之维，而且这个历史之维随年代的增长按算术规则递加。1920年代胡适问，为什么我国没有一所三十年历史的大学；1930年代他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所四十年历史的大学；1940年代他问，为什么没有一所五十年的大学；一直到晚年，他在台湾还继续说：“我们大学制度产生得很早，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好好持续下去，造成了有五千年历史，而没有七十年以上大学历史的现象。”[10](胡适做的加法显然是以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堂、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当作起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