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2-0003-09

       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受多重因素影响，按照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都可能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具体到不同社会族群，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发挥状况则存在显著不同。对于第一代大学生而言，通常情况下，作为家庭(甚至家族)首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其在学业完成阶段和步入职场后往往缺乏来自家庭及其社会网络的有效支持，职业地位获得情况可能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存在不同，但是否真实情况如此，以及其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差异一直少有研究。截至本文完稿，在中国知网以“第一代大学生”为关键词发表的学术论文仅1篇(鲍威，2013)[1]，说明中国对于第一代大学生的整体研究都非常缺乏，当然也并非绝对，因为“第一代大学生”在中国研究有一些变种，如学界关于“凤凰男”的研究与“第一代大学生”存在部分重叠的地方。西方学界对于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内容颇丰，但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入学和在校学业表现等方面，对于大学生求职差异有部分涉及，但对于最终的地位获得研究也不充分，尤其是涉及长跨度的追逐研究缺乏。事实上，第一代大学生的地位获得是弱势阶层是否真正通过高等教育实现代际流动的关键表征，也是探寻人才培养规律、倒推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步骤，对于第一代大学生地位获得的研究还有助于加深如何在高等教育阶段更好开展对于该部分学生培养的理解，为制度改革提供借鉴。为此，课题组选取北京某“985”高校为研究案例，通过对该校过去30年毕业生的问卷调查，试图围绕第一代大学生的地位获得模型展开探讨。

       一、研究问题

       第一，职业发展与家庭资本联系紧密，第一代大学生往往缺乏来自所在家庭的职业发展支持。已有大量研究基本证实了无论是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如陈海平，2005[2]；郑洁，2004[3]；Mouw，2003[4])，对于大学生就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大学生就业、职业发展与家庭资本的紧密联系，客观上形成了对于低社会阶层学生地位获得的制约。对于第一代大学生而言，西方研究已经证实，他们往往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并与低收入、低阶层、种族、肤色、性别等相伴而行，其所处社会阶层无法为学生入学和职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即使以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著称的美国，在教育分层的大背景下，其第一代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不均衡表现也非常显著，尤其在涉及种族、收入和性别分类的时候表现突出(Choy，2001[5]；Horn & ，2000[6]；Warburton，Bugarin，& ，2001[7])。比如Choy(2001)[5]的研究就发现，美国42％的第一代大学生来自于最贫困的家庭，相比而言，父母拥有本科学历、硕士学历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的比例只有22％和18％。与此同时，第一代大学生缺乏来自所在阶层的有效支持还与文化因素有关，一般认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由于父母缺乏高等教育经历而无法形成文化共识，“缺乏代际间有关高等教育信息的传送和文化传承”(London，1996)[8]。信息与资源劣势之外，第一代大学生来自家庭的高等教育情感支持也很少，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经验层面的感性支持，这往往让他们产生割裂，“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Striplin，1999)[9]。在此过程中，主要只能依靠学生自身进行探索，学业失败和职业发展走弯路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比如研究发现，大学第二学年，第一代大学生的流失率远远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在美国的四年制学校，前者在第二学年离开学校的几率(23％)是后者的2倍(10％)还多。与之相关的其他指标也表现出类似特征，包括“离开后不回来”的比例等。即使控制住一些财政支持、性别、种族等变量，这种差异仍然是显著的(Choy，2001)[5]。缺乏来自原始家庭的资本支持，既可能增加第一代大学生职业选择失误，尤其是初职选择失误的可能性，也可能在职业发展不同阶段因无法提供直接帮扶、感情慰藉和发展指导而将其职业地位获得限制在有限范围。当然，这种家庭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紧密联系，也可能存在积极影响，主要是减少了职业选择和发展过程的历史惯性和家庭阻力，增加了自由度，这可能在长远来看会促进其职业成功。比如课题组对L校毕业生的访谈中发现一种典型现象，父母职业好的学生大多毕业后回到了父母身边甚至同行业、同部门工作；父母职业不好的学生则“漂”得很远，自谋出路。课题组此前在甘肃省某贫困县的调研发现，毕业生彼此告别竟然会说“中关村见”、“华尔街见”，并确实在华尔街、中关村聚集了大量该校校友并取得较好的发展，这也反映出在没有家庭资本可供依赖的情况下，反而可能促进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发展无所顾忌、走得更远。

       第二，第一代大学生反哺家庭的责任更重，也可能制约其职业发展。通常情况下，第一代大学生不仅从家庭可能获得的资本支持非常有限，而且往往还要大量承担反哺家庭的责任，这对于其学业选择与职业选择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加州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校长就曾指出，第一代大学生最大的挑战在于，“他们既需要像成人一样承担起家庭责任，而又要平衡自己对于大学理想的追求”(Schmidt，2003)[10]。Richardson和Skinner(1992)[11]通过访谈也证实，那些在美国社区学院就读的第一代大学生比他们的同学们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这种对于家庭责任的承担，一部分还在于需要偿还读书期间的债务。第一代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改善经济条件”以及“未来孩子更好的机会”( and Cuccaro-Alamin，1998)[12]。但由于家庭资本的缺乏，其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往往需要获得财政资助，第一代大学生很大比例是接受学生贷款后完成的学业，其就职以后，大多要靠自己来偿还债务，这也可能使其职业地位获得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存在明显不同。一项关于拉美裔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报告就显示，该族群入学选择非常关注财政情况，尤其是学生贷款政策与可能性(Schmidt，2003)[10]。而2012年，助学贷款已占美国联邦给予学生财政援助的70％份额，这也凸显了第一代大学生背负学生贷款债务的普遍性特征。此外，入职后，第一代大学生往往更可能成为原生家庭(不仅仅是重组形成的核心家庭)的经济支柱，尤其是中国类似的“教育投资”、“养儿防老”、“报答父母”的文化传统，第一代大学生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对于第一代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可能造成影响。比如职业流动可能下降，辞职行为可能带来财政危机而减少或推迟，等等。尤其是一些关于中国多子女家庭的研究大多有类似发现。这一点可能中外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还在于核心家庭概念和文化的不同。

       第三，第一代大学生学业过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其形成不同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另一种影响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地位获得的可能因素是教育本身。一方面，由于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低社会阶层和低收入特征，可能造成其在求学阶段学习投入不足，学业表现不佳，以及与之相关的学习基础不牢、能力特长发挥不足、学习方法不当等问题。这些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知识储备与知识更新的状况与能力，构成了第一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长能力空间，可能影响到其职业发展轨迹。比如，一些研究就显示，第一代大学生更容易表现出“兼职学习”，“居住在校园以外”，“不参加学士学位计划”，“入学后仍从事全职工作”( and Cuccaro-Alamin，1998)[12]等特征，而过多的经济活动可能导致学业成绩不佳，“第一代大学生更倾向于得到低的学术表现分数”。与此同时，也由于上述原因，可能导致第一代大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意愿、投入和能力不足，导致其交往能力过弱，“更少参加朋友聚会或学校俱乐部”，这对于其职业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教育对于第一代大学职业发展路径的影响可能发生在非高等教育阶段。在入学前，第一代大学生可能缺乏必要的全面素质教育训练；在本科毕业后，第一代大学生可能选择直接就业而失去继续增加人力资本的可能性。其他非高等教育因素可能的影响还包括家庭教育等方面。这些非高等教育因素都可能对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发展轨迹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