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6)02-0072-10 doi:10.3963/j.issn.1672-8742.2016.02.010 一、伯克“问责三角”中的问责形式 克拉克(Burton Clark)提出了高等教育治理的三角框架,即政府控制、学术寡头和市场模式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三股协调力量。伯克(Joseph Burke)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问责形式下大学对不同主体的回应而得出的问责三角模式,实质上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问责倾向,即政府(政治)问责、专业问责和市场问责[1]。政府问责反映了政府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期待;专业问责则代表了学术人员(团体)的关注和旨趣;市场问责是在学生家长、商业伙伴和其他外部利益群体的倒逼下推进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以满足不同持份者的利益需求。 在高等教育审计和问责的过程中,在院校内部利益和外部问责之间始终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院校提升和外部问责之间,同行评估和外部管制之间,输入和过程对比输出与结果,名誉声望和问责回应之间,咨询和评估,威望和绩效,信任和证据事实之间,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的差异。这些冲突都可以相对集中地用“问责三角”来描述,即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力量、表达学术诉求的专业力量和满足市场期待的市场力量之间的角力和博弈[2]。伯克“问责三角”及不同的问责形式如图1所示。
图1 伯克问责三角及不同的问责形式 注:AA=Academic Audits(学术审计),AC=Accreditation(认证),AS=Assessment(评估),MF=Market Force(市场力量),PB=Performance Budgeting(绩效预算),PF=Performance Funding(绩效拨款),PR=Performance Reporting(绩效报告),RC=Report Cards(报告卡) 资料来源:Burke,J.C.The three corners of the accountability triangle:Serving all,submitting to none.In J.C.Burke(Ed.),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Balancing Public ,Academic and Market Demands. 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构建本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学术审计或院校审计。学术审计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对学术关怀和政府力量的回应,未来可能会对市场力量有所回应。尽管学术审计最初是作为质量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部过程由学术团体进行的,但这项制度在保护专业规范、提升院校表现和发挥问责作用方面表现出了灵活性和有效性。和评估制度逐渐走向内向问责相反,学术审计在趋向成熟的过程中,显现出更多的外向问责特征,包括公布审计结果、关注学生学习结果等。尽管有学者预测其对市场力量的关注度会增加,但仍然不会改变政治力量和学术力量对它的双重影响。美国的高等教育问责主要是认证模式。认证是侧重于学术关怀的,尽管院校管理者和教授会抱怨地区认证增加了大学不必要的行政负担,但主导认证工作的人员代表了学术力量和同行评估。最初,认证的关注焦点是学生和资源的投入情况以及院校完成使命过程中的内部治理和学术行为,随着其不断发展成熟,日益凸显出其对学生学习、院校结果和治理过程的重视。 评估作为一种问责制度,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如英国的教学与科研评估、中国的本科教学评估、英美澳等国以及中国新一轮本科审核评估中的院校自我评估。有的评估结果具备可比性和排序性,有的不具备。随着时间推移,评估作为外部问责和院校自我提升之间的联结愈发松弛,评估将直接服务于院校自我反思和质量改进,间接服务于外部问责所需,希望借此消解评估本身所携带的外部强制性,进而激发学术组织的主动性,但也有学者指出这种消解不会带来上述理想结果,反而会使院校失去压力带来的动力。但凡想将评估从外部问责制度中解除出来的决定,都是希望其能在“问责三角”中远离政府或市场力量,逐渐靠近学术关怀一角。 很明显,市场力量会对院校的教学、研究和服务项目构成一定影响。这其中包括来自学生、雇主、大学外部合作伙伴等视角和立场展开的调查,如澳大利亚的毕业生去向调查(Graduate Destination Survey,GDS)、课程体验问卷(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CEQ)、毕业生技能评估(Graduate Skill Assessment,GSA)以及美国的全国学生参与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等。中国当前虽然还未推行全国性的学生调查,但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已经在借鉴一些国外学生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校本学情调查,以服务内部办学反思和质量提升。在政府财政紧缩的境况下,学生学费和研究收入突显了市场力量对院校发展的意义,加之政府不断下放权力并且直接资助学生而非学校的做法,迫使院校关注学生需求和利益。尽管市场力量在直接提高质量方面没有明显建树,但政策制定者要求大学要对市场做出回应。“问责三角”中呈现出向政府力量控制角度适度漂移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