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1-0020-08 由于历史的偶然，中国大学往往被视为“旁采泰西”的结果，传统文化的影响被忽视，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被置于现代与传统之间或被否认或被对立。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时代的“糟粕”经常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攻击的“靶子”。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很多时候也并不愿承认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瓜葛。然而，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精神与价值存在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影响力。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充分挖掘新教预定论中禁欲主义的理性特征，硬是在“反科学”的宗教与科学主义象征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乎理性的逻辑关系。在韦伯看来，“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1]182。以“理想类型”作为方法论，韦伯深刻阐释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力争从一个要点出发以探究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这一要点就是论述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1]17本文以“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为题，关注点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旨在寻找并试图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大学虽无法解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但若没有传统文化或中华文明作为底色，中国大学将无法真正称之为“中国的大学”，而只能是“在中国的大学”。 一、中国大学的文化寻根 冯天瑜在武汉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曾以《“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为主题对“科学”概念有如下表述：“‘科学’在中国古典里早有用例，并非日本人的新创词，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借用此一来自中国的汉字古典词，沿袭并引申其固有含义，以对译西洋词science，此一译词在清末民初又逆输入中国，成为现代通用的‘科学’一词。‘科学’的这种跨越时空的旅行，相当典型地昭显了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历程。”[2]168“大学”一词的遭遇与“科学”相似。“大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在甲骨文中有类似的文字，至少在夏商时期已经很明确了，已有大学之名”[3]5。至于当时大学之实具体为何今不甚详，然至少大学之名已经存在并使用。春秋战国以降，“大学”二字至少包括两种比较确切的含义。一种可称之为“大学教育”，相对于小学教育而言。此处所谓“大学教育”即古代高等教育，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十五岁之后教育”；二是指“志于学”的高深知识之教育。古人有云，“十五成童明志，入大学，学经术”，因此，古代大学教育即“十五岁之后教育”，亦即朱熹注解中的“大人之学”。究其根源，要追溯到孔子。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谓“志于学”，就是进行高深学问之学习，这里的高深学问即儒家所讲的“大学之道”。朱子有言，“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而“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的另一含义专指“太学”，即自汉代兴起的一种高等教育官学机构，以儒家教育为主，相对于私学而言。按《辞源》的说法，大学即“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民国以后，“大学”被引申巧译西方“university”，从而使“大学”一词具有了新的内涵。当初中国人以古已有之的“大学”对译university，试图续写中国的古典大学史。然而正如“以现代科学来衡量评价传统知识体系，便如将散落的传统技术珍珠镶嵌到现代科学的框架之中。这种镶嵌固然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传统知识，但是对于传统本身，可能是一种误解”[4]。“大学”一词的语境转换同样造成了语义的混乱。中国以“大学”对译university掺杂了强烈的感情因素，但其后果不仅造成对传统的误解，更导致传统的遗失。现代汉语中“大学”一词更多被固定在了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这一解释框架内，只是university的代称，而遗失了“大学之道”。《现代汉语词典》就将“大学”直接解释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包括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学院”[5]246。 大学属于文化或文明的范畴。中国大学自近代诞生以来，就伴随甚至固有着一种文化的特征，本文称之为“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是一个关于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命题。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西方的大学制度，与近代中国大学是包容与被包容、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大学移植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中国文化之间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概言之，中国文化是中国大学的根，而中国大学是中国文化的果。 (一)中国文化作为中国大学的根 现代以降，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大学是时代的产物，生于忧患、移植西方、后发而外生，将中国大学的产生过多局限于政治、经济层面来解释。从文化层面看，大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不徒为外因之催迫，更是中国自身文化性格所致。中国大学虽是在客观条件下被迫建立，却也是在主观构建下得以生长。所谓的“移植性”并非一种无序的行为，其内在秩序的主导者乃中国文化；中国大学之所以为中国大学正是中国文化性格所致，而并非西方文化势不可当之结果，亦非完全是西方文化强侵其他国家之通例。 首先，中国文化包容university这种制度，中国大学才得以建立，二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中国文化里素来缺少“对立”的观念，其包容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的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一个国家。[6]155当近代西方文化全面来袭，university进入中国，中国人表示接受甚至积极模仿而很少敌视态度。这虽有政治上的被迫性，然则也源于中国文化包容的性格。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中国在世界上，是比较算得一个文化孤立的国家，但中国实不断与其四邻异族相交通接触。中国的对西交通，有西北的陆线和西南的海线两条大路。尤其是汉、唐以下，中国那两条路线之交通频繁，是历历有史可征的。而且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征。”[7]193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中国文化内在的包容态度，纵然西方文化如何势不可当，大学也不可能在中国长存。 其次，中国文化同化university这种制度，中国大学才得以长久，二者是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在包容西方大学的同时也以巨大的同化力彰显了其自主性。这种同化力既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大学作为舶来品最终能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根本原因。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此两相反之趋向遭遇一处，这方一直未曾受变于那方。相反，倒是那方妥协于这方。除《新约》译文对于原文不得不修改外，他们教会人士且承认了中国人敬祖先和祭拜孔子各种礼俗。……还有佛教精神与中国家族伦理亦是不合的，而它到中国后，卒亦受变于中国。”[6]74某种意义上，中国大学也是university传入中国，妥协于中国文化，并最终同化于中国文化的结果。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给予了university一张进入中国大门的通行证，那么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则将中国大学合法化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乃中国大学的根基所在，没有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同化力就没有今日的中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