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义”及其关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

      安全研究有两大主要分支——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有学者将其称作“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①“美国主义”重视军事、政治、外交和国家等传统研究，“欧洲主义”更重视安全威胁的国内因素和社会学视角。“欧洲主义”因对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视又被称作“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IPS)，也由于其对“美国主义”的“背叛”而被统称为“批判安全研究”②。“欧洲主义”也并非完全否定“美国主义”所重视的战略和军事层面，只是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理解安全。“欧洲主义”主要有三大分支：威尔士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巴黎学派。笔者拟探讨“欧洲主义”的产生与形成、理论渊源、对“美国主义”安全研究的超越及关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安全研究中的“欧洲主义”及其形成

      欧洲的安全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型，当时的研究重点是追踪最新的科技成果，以评估西方应对苏联的最佳军事政策，也可以说是受美国影响的威慑与战略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不同于美国传统安全研究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安全研究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安全环境出现缓和，苏联解体也使美国处于“一超”地位，同时国际政治也已经显现多极化趋势，安全研究受此影响也不再是美国一家之言，而是出现了“多元主义”的趋势。欧洲的安全研究越来越不同于美国的传统研究，呈现出日益抽象的理论化趋势。欧洲学者将其优良的社会学传统纳入安全研究，对传统的安全研究进行了批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安全研究——“欧洲主义”。“欧洲主义”选择的是一种批判路径，拒绝传统的“问题解决”方法，它们批判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本体论”和国家利益层次的安全观念，③倡导安全研究的社会学导向和非国家化趋势。总的来说，“欧洲主义”的安全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威尔士学派的兴盛阶段，主要处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威尔士学派(Welsh School)出现在冷战结束前后，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肯·布斯(Ken Booth)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Wyn Jones)，以及他们的学生与合作者。该学派对安全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安全解放理论。布斯1990年在英国国际研究协会上发表的“解放与安全”一文为后来为人熟知的批判安全研究设置了第一个研究议程。其将个人和人类而不是国家作为批判安全研究的核心，“将人视为安全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并“将解放作为新安全思维的中心”。④1994年5月，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布斯发表了“安全与自我：一个堕落的现实主义者的反思”的演讲，第一次使用了“批判安全研究”这一术语。⑤威尔士学派质疑将国家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并拒绝将国家作为主导性安全分析框架的模板。这是对传统安全本体论的批判性尝试，也为政府政策提供了另一目标，即政府应解放和保障那些最边缘的和最易受威胁的人的利益，而不是追求稳定和权力。如今威尔士学派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安全解放理论”和研究议程。⑥

      第二阶段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兴盛阶段，代表人物主要有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ver)等。尽管哥本哈根学派可以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和平研究，然而其真正的兴盛始于90年代中后期。1996年，马克斯威尼(Bill Mcsweeney)和纽曼(Iver Neumann)等人开始将哥本哈根和平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称为“哥本哈根学派”，此时布赞等人开始真正扩大其影响。1998年，布赞和维夫等合著的《新安全论》对其之前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和升华。⑦哥本哈根学派继承了威尔士学派的“批判思维”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了剖析，这首先体现在对传统安全内涵的扩展上。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范围的拓展，以及对安全化进程的强调，塑造了“非传统”安全研究框架，其很快成为批判安全研究的代名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领域概念、安全化理论和复合安全理论成为该学派的三大理论核心，哥本哈根学派也成为西方安全研究领域的显赫流派。

      第三阶段是巴黎学派影响的逐步扩大时期。除杰夫·胡斯曼(Jef Huysmans)以外，其大部分研究者都在巴黎工作，故被奥利·维夫称作巴黎学派。⑧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迪迪埃·彼戈(Didier Bigo)和杰夫·胡斯曼。这一学派基本上是与威尔士学派平行发展，主要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政策实践、欧洲内部安全和移民安全等问题，但早期影响较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其影响逐渐扩大。巴黎学派秉承欧洲的批判研究传统，提出了包括安全治理、(不)安全化理论、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融合等新的安全观点，其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发表在彼戈主编的杂志《文化和冲突》(Cultures et Conflits)上。代表性的著述有：“二合一：欧洲内部与外部的安全化”、“全球化的(不)安全：确定监控的范围”及“不安全的政治：欧盟的恐惧、移民和庇护”⑨等。巴黎学派的观点来源于批判性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并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认识论框架进行安全研究。由于其法语语言和学者的地域性等方面的原因，巴黎学派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其往往被认为是“欧洲主义”的后来者。后来巴黎学派开始注重英语著述，其影响逐渐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