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谈论“新的普遍”:共享的普遍与沟通的普遍性 笔者想在这篇文章中谈“新的普遍”。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的知识界开始出现的东亚话语①,延续至今,成为一种批判性地区主义,起到在东亚地区可以共享的思想性、实践性资源的作用,如果这一东亚话语要成为(至少)在未来东亚地区更为宝贵的思想资产就必须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笔者身为东亚话语的主要提倡人之一,在推进这一课题的过程中,与韩国国内、国际知识分子进行沟通,让笔者深切感受到必须认真思考“新的普遍”的必要性。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也正促使我们构思“新的普遍”。这种现实的要求,可以分为两大主要面向。 首先是,中国方面试图用新的方式解决一个为时已久的课题,即(虽然被不断反复谈论,但至今还未得到很好解决的)克服西方现代所体现的普遍主义。最近,中国的知识界热衷于探讨可以克服欧美中心普遍主义的另一种普遍。难道对超越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目的,不正是普遍价值?那么,中国之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中国方面提出的普遍”?这个问题不仅是与中国相邻的东亚知识分子的课题,而且也是世界性的课题。 同时,最近东亚各国之间彼此嫌恶的情感升温,与此密切相关的各国内部的矛盾也更加严峻。这些变化也要求我们探讨新的普遍。仅仅通过增加各国之间基于相互理解的交流与合作,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在正是需要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同时也是需要能够说明这一转变的认识框架的时候。 如上所述,如果现实使我们无法放弃能够克服(发生在一国之内和国家之间的)分裂的普遍伦理(与政治智慧),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在哪里寻找新的线索呢? 好在,在走向“新的普遍”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参考的线索。作为可以克服“欧洲的普遍主义”的方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普遍的(即全球性)普遍主义”,②其根据是“与普遍的普遍主义(universal universalisms)的网络(network)类似的多重的普遍主义(multiplicity of universalisms)”的存在。他认为“普遍的普遍主义”是形成一个“给予者不再是西方,接受者不再是其余地区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有人既给予、又接受的“相遇之处”。 这与笔者曾经提出的“沟通的普遍性”是相通的。③如果说普遍性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而非真理本身),那么,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而认识主体之间的沟通无疑就是获得认可的前提。④但在现实中,我们更经常面对的情况是非沟通性的(因而具有压迫性和霸权性的)普遍性(uncommunicative universality),或虽然具有一定的沟通可能性,但实际上都分散为个体的沟通的个别性(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ty)。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问题,实现沟通的普遍性(communicative universality)呢? 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能够使沟通成为可能的普遍要素存在于个体之中,所以,可以通过个体之间在沟通过程中形成的共鸣和想象力,获得普遍性。让笔者感到高兴的是,这一想法在东亚知识分子之间也产生了一些共鸣。这并不是说东亚要确立一个可以代替西方的另一个普遍,而是在思考东亚本身的问题、叙述东亚的地域(local)故事的过程中,完成一个更为广泛的课题,即重新思考现代(modernity)的存在方式,推理出可以批判现代的逻辑的努力,正在一点点得到反响。⑤更为直接的是,东亚各地从多个角度探讨替代性的普遍性乃至普遍主义的争论越发活跃起来。⑥也就是说,走向新的普遍的沟通过程,正在一步步进行着。 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在本文中,笔者想从主权重构的角度,探讨中国方面提出的“普遍”,即“新天下主义”的核心内容。对另一种普遍的探讨,可能会显得过于抽象,为了避免这一点,笔者会在流动历史的特定时空中,对其进行评价。尤其要从(因受帝国、殖民与冷战等东亚秩序多重历史矛盾的影响,在空间上成为矛盾集合点的)“核心现场”的角度进行探讨。关于核心现场⑦,今后还会进行更多的分析,但在本文中,笔者要对(作为核心现场之一、处于分断状态的)朝鲜半岛提出的复合国家论这一主权重构论以及东亚(大)分断结构论和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天下主义进行比较。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因为笔者认为核心现场中存在着能够使沟通变为可能的普遍要素。 二、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与复合国家论 新天下主义是在中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许纪霖近来极力主张的话语。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对许纪霖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和批评。⑧许纪霖最近发表了一篇进一步阐述其观点的文章,内容也包括对笔者的反馈意见。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新天下主义命名为“共享的普遍”。⑨对于他的这一新观点,笔者将从主权重构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也正是(沃勒斯坦提出的)试图接近相互给予与接受的“相遇之处”的尝试。 他对东亚地区出现的领土纷争与历史矛盾,以及中国内部涉及少数民族的恐怖事件等国内问题表示了担忧,并对中国的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蔓延着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并提出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官方到民间的、限制人们思考的中国的民族国家至上主义,并认为新天下主义是可以克服它的解决方案。 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天下主义,其实在中国,除了许纪霖以外,也是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主题。⑩但许纪霖观点的独特性在于“天下主义的2.0新版”。他认为传统时代的天下主义,既具有“普遍的、人类主义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差序格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恢复它,无疑就是历史的反动。天下是由以华夏为中心的三个同心圆世界,即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内圈,通过册封或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中圈,以及通过朝贡制度连接起来的外圈所组成的国际等级秩序,如果在对其进行“去中心与去等级”的同时,创造出“新的普遍性”的话,天下主义就能获得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