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任：一个民间借贷的研究视角 借贷与信任具有密切联系，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形成借贷关系。借贷通过将自身财产的占有、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他人而获得回报。可见，借贷关系中潜藏着因他人到期后不归还本金并支付当初所承诺利息的风险。信任正是用于克服风险担忧进而达成借贷交易的中介机制，放贷人凭借对借贷人的信任而出借资金，借贷人凭借自身所获取的信任而借入资金。 信任的建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依靠正式的法律合同、抵押物、征信记录，如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所开展的贷款业务，有的依靠非正式的口头约定、熟人担保、社会声誉，如私人之间、民间中介促成的借贷交易。正规金融服务体系难以覆盖个体、家庭、中小企业等资金需求者，原因是上述行为主体作为借贷方，其所拥有的抵押物价值不达标、信用记录不健全、偿还能力难以评估，其资金需求量小也造成在单笔贷款上所花费的审查、监督成本过高。当这些用于克服借贷风险的信任机制都失效后，银行便不再向上述经济主体提供借贷服务。这些被排斥于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的行动者，往往在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中，通过民间借贷的渠道筹集资金，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民间借贷往往借助经济行动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来防范违约风险，如“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所创立的孟加拉格莱美银行。除此之外，民间借贷中也大量存在利用暴力手段防范风险的现象，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描述的农村高利贷。 以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现象为例。该地区在20世纪末期实现了全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后需要通过自主创业来谋生，但民营经济争取正规金融资源的能力有限，从而引发对非正规金融的迫切需求，由此形成了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传统。鄂尔多斯煤炭行业自2003年迅速崛起，价格从每吨20元飙升至2011年的每吨500元。依靠资源型经济的高速发展，鄂尔多斯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府财政和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2009年国家4万亿投资更加剧了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热。与此同时，城市改造和扩张带来大规模征地拆迁，平均100万到200万的高额补偿款成为民间资本的又一个重要来源。在鄂尔多斯，大量与煤炭、房地产有关的工程都是由个人承包，对于这些个体户来说很难从银行获取贷款，民间借贷成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来自煤炭和房地产的民间富余资本又通过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再次回流到煤炭和房地产中去。为遏制前期投资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2010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转向，国内生产市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011年下半年，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再加上2012年国际煤炭价格下跌，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的两大支柱突然坍塌。煤炭、房地产以及许多市政工程项目因资金供给不足而停工，前期投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牢，煤矿主、房地产老板、政府以及民间借贷链条上的各类融资中介遂成为欠债方。① 从信任的角度考察上述现象，民间借贷的运作建立在何种信任逻辑基础之上？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与社会信任机制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危机是否对社会信任的变迁产生了一定影响？2014年暑假期间，笔者跟随课题组，对鄂尔多斯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对鄂尔多斯居民（即民间借贷参与者）进行半结构、无结构式访谈，广泛搜集经验材料。本文将立足于此经验材料，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从信任的角度阐释民间借贷的运作、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以及后危机时期民间借贷市场上正在发生的转型实践。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信任 自古典时期至当代社会学理论，对于信任的研究卷帙浩繁，在这里将其大致归纳为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宏观视域的信任研究以韦伯、福山、佩雷菲特为代表，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将信任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源，如韦伯对东西方宗教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福山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和信任模式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中观视域的信任研究以齐美尔、卢曼、吉登斯为代表，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集中阐述了现代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信任系统，将货币、专家、符号等作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信任媒介。微观视域的信任研究以科尔曼、格兰诺维特等人为代表，关注入际信任的微观建构机制，如科尔曼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探讨信任问题，以及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性。 信任的本土化研究围绕“中国人的信任模式”做出各种回答，针对韦伯命题“中国人缺乏普遍信任”②以及福山判断“中国是低信任社会”展开各种讨论。自1995年至2014年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中国人的信任”进行了外在的整体性测量（类型、水平）和内在的结构性差异比较（年龄、性别、收入、学历、城乡、地位、民族），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地指向了中国人的信任模式遵循“差序格局”。中国人具有建立在观念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其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特殊信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并且，亲密程度较高的非血缘关系之间也能具备较高的信任程度。（李伟民、梁玉成，2002）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包括亲密关系形成的特殊信任圈子、一般交往关系形成的一般信任圈子和社会大多数人构成的普遍信任圈子，其信任值逐渐降低。（胡荣、李静雅，2005）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自己人”这一心理距离划分的基础之上，“自己人”不仅包括位于亲属圈层之内的先赋关系，还可以通过拟亲化等一系列方式将外人转换为“自己人”。（杨宜音，1999）“关系化”和“类别化”是人际信任建构的两种机制：前者建立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基础之上，在以己为中心的社会交往圈层结构中，由中心向外围信任程度递减；后者建立在“团体格局”的社会基础之上，交往双方基于共享的群体身份认同产生相互信任，即使双方没有任何特定关系和私交情感。（杨宜音，2008）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产生消极影响，当社团参与仍旧延续着关系路径时，并不能够提高普遍信任，市场经济促进普遍信任，同时也维持着关系路径。（陈福平，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