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汉尼根出版了《环境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者视角》，就环境问题的建构主义阐释逻辑进行了系统研究。2006年出了第二版。①建构主义视角环境社会学教科书的出版，大致反映了建构主义理论在环境社会学领域的发展状况。在建构主义与真实主义的论争中，建构主义者明确和强调了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建构主义者争论说，把建构主义阐释理解为否定环境风险的存在是一种错误的简化论。建构主义者认为“需要更加细致地考查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特定的环境状况被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有危险的，并由此参与创造出了所认知的‘危机状况’”。（汉尼根，2009：30） 在现实环境问题呈现得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建构主义的阐释路径有其独特的魅力。汉尼根以“全球气候变化”话题为例，说明建构主义者是如何回应的。（汉尼根，2009：31）建构主义者超然于“真”、“假”之争议，有别于以往的环境问题研究取向。事实上，建构主义者不仅企图开辟一条与传统的科学主义解释迥异的新路线，而且对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及其实践似乎也不予关心。以“全球气候变化”事件为例，“全球气候变化”虽然仍处于争议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上有所行动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既与真、假关联，又是现实的环境治理的实践。 笔者认为，建构主义视角的环境问题研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首先，建构主义者只对“社会事实”感兴趣，而对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太过超然。诚然，真实世界的科学研究还在进行中，还不够清晰，社会科学家也可能对社会层面的议题更感兴趣；但在现实世界中，无论何时何地，环境问题的真实状态其实很难回避。其次，建构主义者关注的重心是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与建构结果，而未能对后续的环境问题解决即环境问题的治理进行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治理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而要付诸实践的。鉴于此，笔者根据中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治理实践，从“技术呈现”与“社会建构”入手分析环境问题，并就中国环境治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分析。 环境问题②大致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来：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技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社会感知的状态。 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的？哲学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唯实论与唯名论之分野，本文不予展开讨论。按照现代科学的一般立场，虽然当前的科技手段还可能达不到对某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的全部认知，但可以接近认知。 本文着重讨论目前技术手段能够测量或推知的状态，称之为“技术的呈现”。社会感知（感受、认知）所获得的状态，笔者将之称为“社会事实”或“建构的社会事实”。严格意义上讲，技术所呈现的状态也是“社会建构”的一种，但为了表述方便，笔者把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部分从社会建构中离析出来。简单地说，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与“社会建构”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相对分离的地方，而社会事实的相对独立恰恰是后文所讨论的“去问题化”策略得以实施的社会认知基础。 本文的最初想法源自2009年春有关苏鲁两省“跨界污染”的调查。鉴于地方政府以及媒体所呈现的与我们实地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异，笔者提出了“显性污染”、“隐性污染”及“污染的隐性化”假设。2013年以来，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村民环境行为与农村面源污染研究”需要，课题组对太湖流域、巢湖流域多地进行实地调查，包括水质进行检测，使笔者对本文主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二、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与社会关注 虽然今天的技术已迅速发展，但并非所有的污染问题都可以被认识清楚。典型的如面源污染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来源构成问题，不同的技术专家、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说法。此外，即使某个“环境事实”在专家那里是清楚的，到公众层面也不见得是清晰的。比如，目前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的含量已可测量，据此可以判别空气在某些方面的污染程度。但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长期无法得到测量，更没有可供判别的标准。再进一步，即使一些重点城市公布了空气污染测量结果，但居民对具体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更何况还有一些未查明的将来可能是污染的物质。此外，人们即使能像利用天气预报一样利用空气质量指数，实际上也仍然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日常体验等对此加以判别。这就是说，环境问题，既涉及真实的物质世界运行状态，也与物质状态的技术呈现有关，还与社会的感知密切关联。 环境问题的技术测量结果与社会感知之间存在差异。苏杨、席凯悦的研究显示，环境客观指标好的地方，所测到的民众的主观感受反而比较差，说明技术测量结果与社会感知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苏杨、席凯悦，2014）。笔者用另一组数据分析民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以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为依据，对“雾霾”、“空气污染”两个词在数据库“报纸全文”栏中进行检索，在其他检索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获得15年的相关数据（见图1），并据此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