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中国研究历程定位 这次在中国出版我市场转型研究的论文集为我提供了一次极佳的机会来反思经济社会学以及它在理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崛起中的作用。首先，让我特别说明一下我个人是如何成为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者的。这一切都开始于1949年，当时我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从上海出发，途经台湾前往旧金山，最终移居美国。当年我才4岁。显然，离开安徽不是我的决定。我的父亲当时是芜湖总医院的管理者，曾留学美国，后学成归国。我们一家在1950年抵达美国，并在南加州定居。1960年代当我达到法定成人年龄时，恰逢“文革”时期，我曾寻思如果我的父母决定留在中国，我的生活将会如何。当时的美国也正处在社会运动、政治争议和文化变迁的时期。试想，我怎能不对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牵涉众人的事件产生兴趣呢？ 1967年，作为哈佛大学一年级研究生，我开始深入学习中文普通话。一年后，傅高义（Ezra Vogel）鼓励我进入社会学博士项目。我们这一代研究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相反，我们尽可能在热切追求学术生活和涉入看似如此重要的政治议题和争论之间达成平衡。显然我应该前往中国。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2年，当时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美国人前往中国的大门后不久。在我第一次访问后，我又于1973年作为外国学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更长时间，后一年（1974）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值中国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北大校园则是政治动荡的中心。而外国学生被远远隔离于毛最后几年有争议的政治漩涡之外。1975年夏天我离开北京，中文没能流利，博士论文所需的数据也没有收集到；但中国大学生活的经历让我念念不忘，那时的中国仍然在试图从毛继续革命的二十年所留下的僵局中寻找出路。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能感觉到中国领导人所面临挑战的艰巨，因为当他们评估其战略选择时，他们在全世界没有多少朋友可以指望。北大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精英代表团实地考察日本、美国和欧洲回来后，清醒地意识到并开始评估中国到底有多落后于西方。这一思想开始悄悄地渗透到整个北大校园的教职工和学生之中。中国当时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饱受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荡的折磨，而国有经济也举步维艰，中国面临的危机被在上海的“四人帮”理论家比作秦始皇的短命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以及19世纪中期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海军打败后的危机。我离开中国回到哈佛大学完成我的学业，并不知道哪条道路可以为该国提供繁荣和力量，毛的未受干扰的革命道路显然未能为之提供答案。 在1980年的春天，我回到中国，在厦门大学做客座教授，受到孙福生教授的款待。同年夏天我去福建和江西边界地区（革命老区）的一个客家村落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实地调研。逗留近一个月，我正准备离开村子时，偶然听到村民们了解到在安徽省基层自发要回归家庭耕作的行动，村民们对其预示着什么显然很兴奋，他们急切地期盼着他们所感觉到的土地改革的到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希望这能允许他们回归到个体家庭耕作。我离开杨北生产大队，不知道村民是否了解到某些情况，或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经济改革无疑已经在厦大流传开，但我没预料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会导致如此迅速地废除集体化农业。 我第一次访问厦门大学期间，见到了当时的校长、经济学家王洛林。他支持我组织一个对该地区村庄和家庭的大规模调查。在我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转到康奈尔大学任职前，我于1985年1月再次回到厦大准备开始此项调查，而厦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作为小组成员参与了我的调查研究。我们采用了随机的村庄和住户样本，设法收集到丰富宝贵的有关制度变迁和经济生活的多层次定量数据。我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调查研究工作，并得以访问样本中所有30个村庄和多个家庭。我挨个走访了许多村庄，观察到在厦门县城郊区繁荣的市场上有很多经营私人企业的企业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即使在偏远山区的村庄也有明显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当然这在临近厦门市的集镇上最为显著和突出。 反思我所学到的，我意识到中国走上市场转型的道路已成定局，大幕已经拉开。当我思考在实地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家庭和私营企业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的重要性时，我早期对国家和革命的兴趣开始让步于活跃的经济社会学领域。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这门分支从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开创性文章开始，再度引发美国社会学界的关注。我在实地调研中形成的印象，之后使用我在厦门县郊收集到的数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定量分析得到了证实。最终，建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经典文献，特别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新制度主义等“巨人的肩膀”之上，市场转型理论的框架要点开始形成。 长期以来，在从史前到现代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讨论中，跨学科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其基本假设是制度很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看来，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体现在社会互动中，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大型社会结构的持续存在和随时间发生变化提供了微观基础。乔治·霍曼斯（Homans，1974：5）富有洞察力地写道：“在机构内部，在人与人面对面的关系中，在草根的社会互动中，包含着人类背叛其基本社会团结的行为特征总会一再显现。”几个行为假设被提了出来。首先，正如赫伯特·西蒙（Simon，1957：xxiv）所观察到的，人类行动者“主观意图是理性的，但只能有限地做到”。换句话说，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正交易成本，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备的信息、完美的计算能力和无摩擦的交换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其次，人类受到他们所互动和观察的他人的选择的影响。正如谢林（Shelling，1978）指出的，人类追求的效用往往取决于其网络或社区中他人可观察到的行为。最后，社会认同、合法性和地位等非物质奖励同样对个人和企业行动者形成激励，有时甚至比物质奖励更有激励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