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您这一代学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是比较特殊的：“文革”后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亲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您能简略谈谈自己如何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吗？ 赵园：我从事学术工作，完全赖有机遇，没有任何预先的规划。当时我在郑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只是姑且一试。考不取，无非继续教中学，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至于倘若考取会怎么样，无从设想。因为我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什么模样，几乎没有概念。应试之前，除了鲁迅，没有读过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包括《子夜》、《骆驼祥子》。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文革”，读的是外国文学。高中又迷上了中国古代散文。即使1964年进入北大后，因为只有不到两年的学习时间，对中国古代文学，至多算个爱好者，谈不上“专业基础”。1978年的研究生招考，不过给了我一个改变处境的机会罢了。“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是读研之后的事。与我的大学同学不同的，或许只是我敢于冒险一试，而有些人不敢，错失了机会。 幸运的还有，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至1980年代，是鼓励学术写作的时代。出版界以发现与扶持“新人”为己任，你不难“脱颖而出”。并非你真的有怎样的实力，而是你有可能在生荒地上耕作——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原有的积累不够深厚——只要播种，总会有点收获，压力较后来的年轻学人小多了。 项静：“文革”期间京沪等地曾经有地下读书活动，您的阅读和这些活动有没有交集？ 赵园：较少有交集。由我读到的材料看，那个部分知识青年——还应当说，只是极少部分的知识青年——的读书活动，主要在进入1970年代之后，而我1970年代初就到了河南农村，之后又在郑州教中学，没有机会跻身那些“沙龙”、“村落”、读书会。信息时代之前，京沪这样的城市，与“外省”氛围的不同，已经不是时下的年轻人所能想象。我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漫无目的地读书。除了“文革”初期的读鲁迅，当时的阅读与之后的专业研究几乎没有关系。但那种普通读者无功利目的的阅读，是一种美好的经验。进入了专业，也就渐渐失去，即使告别了学术工作，也未必能找回阅读的单纯性，回到那种状态。如果说学术工作有什么代价，这就是一种。 项静：纵观您的文学研究和散文写作，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不变的中心和线索，始终伴随着您的生命体验。您对于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与您所论及的知识分子肯定经常有纵向的对比，您能简略地说一下吗？自明清以来，这个群体的组成，价值追求和自我界定，肯定有变迁；“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延续的话题，其间的关联是什么？是不是主要和您的写作气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您说过的追求大人格、大气象？ 赵园：古代直至近代的知识人，有自身的传统，有知识群体的自律，有对行为规范的要求。即如清议、乡评，再如明清士人的“省过”活动。知识群体内部严别君子/小人，讲求“流品”，区分清/浊(如有所谓的“清流”)。在我看来，这种传统有中断的可能。应当说明，近代这一重要环节，我不曾涉及，因此难说“连续”。这个环节太重要了，不能省略。此外我还要说，我并不始终专注于知识分子，还涉及了北京的胡同(《北京：城与人》)，“农民文化”(《地之子》)。《论小说十家》考察的主要是小说艺术，而非知识分子。给别人“一贯”的印象，主要应当因为后来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似乎与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遥相呼应”。 以知识人作为论题，当然与我的个人取向有关。追求大人格、大气象，不是预设的目标，更像是考察活动的结果：我与一些我心仪的人物遭遇，他们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或许也影响了我对于学术研究的“气象”、“境界”的追求。我的确爱用这种说法，“气象”，“境界”。这也属于我评估学术的重要尺度，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 项静：社会对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模糊大概的认识。萨义德的定义是，现代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您论述中的士人还不具有这种现代意识，他们是不合时宜者，是在天崩地坼王纲解纽中形成了一种精神乌托邦而自我放逐的一群人。他们的存在形诸叙述，就有一种审美的倾向。您对他们是如何选择的，谁可以进入考察的视野吗？有遗民文化，就有这种文化的反面，比如“贰臣”，可能是遗民最主要的客体和精神“敌人”。“江左三大家”，您的论述中也多次引用他们的文字，再比如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周作人、胡兰成等，这种知识分子可能有另外的世界。如果研究他们的心态，也可能是更艰难的选择，会不会有比“光明俊伟”更丰富的内容？ 赵园：我不熟悉萨义德的定义，较熟悉的是“社会良心”、“社会批评”之类。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职业化、专业化，专业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 “光明俊伟”是我的向慕，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另一回事。复杂，可以作为选择的理由。贰臣的问题，在答《上海书评》刘明扬问中已经谈到。我说自己之所以不对贰臣作专项研究，是估量了自己的能力，自知力有未逮。研究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更要求古代文学的修养，而我在学养方面有明显的缺陷。也因此对于贰臣，更多地在综论中处理，不是有意地避难就易。在对议题的选择上，我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能力。而非兴趣。不选择鲁迅，就是如此，尽管他对我影响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