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作为重要构成部分的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走过了一条艰难生长和曲折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众所瞩目的文学景观，长篇小说创作及其相关的文学问题，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要对象，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观照这一特定文学时代的重要途径。 以我们通常梳理文学史演进变化的时间线索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可称之为长篇小说创作高峰的应该有三次：一是现代文学史上的30年代前后，以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老舍《骆驼祥子》等为代表的现代长篇小说的第一次崛起，奠定了20世纪长篇小说发展的艺术基础；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年代前后，以“三红一创、保林青山”①等一批长篇小说的集中出现，在当代文学阶段形成长篇小说的又一次兴盛；三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经历十年的创新变革，迎来了90年代长篇小说艺术能量的群体性释放，莫言、张炜、王安忆、陈忠实、贾平凹、刘震云等80年代成名的一批实力作家，以他们各自的长篇力作跃上自己的创作高峰，也共同构成—个时代文学的整体高度。 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即所谓“三红一创”之“一创”，正居于20世纪长篇小说的第二个生长点上，作家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14年，呕心沥血创作出这部表现渭河流域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厚重之作，小说一经面世即引起文坛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其影响持续至今。柳青的《创业史》发生在陕西境内，带着浓郁的陕秦地域文化和审美色彩，也带着更为典型的民族国家文学的总体气质和艺术特征，对后者，我们通常会从周秦汉唐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渊源，从决定作家的文学观和审美理想的延安文艺母体，探寻作品的民族性时代性表征及其生成原因。有关《创业史》的研究，从始至今都是超个体和超地域的，都是负载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思考的，无论其创作经验和艺术贡献，还是相关的历史局限和时代问题，乃至对后来者的深刻影响以及与未来文学发展的关系等等，柳青的《创业史》，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入口。 《创业史》第一卷单行本于1960年出版，一时迎来“广为称道”和“好评如潮”，旋即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小说中不同人物形象的不同评价，最引人注目的是严家炎讨论《创业史》的系列文章，严家炎提出梁生宝形象塑造上存在“三多三不足”，而对高度典型化的梁三老汉形象倍加推崇②，这些观点受到包括柳青在内的多数人反对。这次讨论看似关涉人物形象的美学评价，背后的起驱动作用的却是政治力量，在“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本质”③的文学观念制约下，讨论实际上无法继续向前推进。第二次对《创业史》的集中讨论是在80年代新的历史时期，它的突破在于卸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回归文学形象的美学评判标准，肯定梁三老汉这一复杂形象，深化了对文学典型的认识。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政策的颠覆性改变，引发人们对《创业史》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出现了另一种以历史失误来单向否定作品的倾向。第三次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学术热潮中，再次面对曾经被视为经典的包括《创业史》在内的“十七年”文学。伴随着文学观念的激变，被再次审视的《创业史》，凸显出无法回避的时代印痕和艺术局限，否定性批评异常尖锐，随之反驳和辨析的声音也参差出现④。进入21世纪，当与《创业史》所描写的时代社会拉开更大的距离，有关小说研究也逐步越过肯定与否定、成就与局限的两极批评模式，走向更加客观和理性，和更加开阔与深厚。在新一轮渐次展开的学术研究中，《创业史》以及作家柳青，被赋予时代文学标本的意义，文本解读和艺术质地评析中的微观再考察，在同类题材、同代作家和地域文化群体中的比较研讨，放在新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视野中，探寻“革命文学”的生成轨迹、艺术样态、文化品格，以及带给后世的种种复杂影响，所有这些⑤，正形成《创业史》研究的新局面和新高度，也成为当下《创业史》研究新的学术起点。 柳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坛上脱颖而出，其《创业史》成为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中的翘楚，被当作这一时代文学成就和艺术高度的一个代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流变与陕西地域文学的关系来看，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认同，新中国伊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发端于解放区文艺，是解放区文艺的直接和全面的延续，确切而言，那曾经是一种互为滋养、水乳交融的关系。作为当代文学前身的解放区文艺既在汉唐气象、傲世古都的氛围中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内在精神，又现实而具体地吸取了陕北民间艺术的精华，营构出新中国文艺的雏形面貌。而陕西文学由于地缘的优势，直接生长和形成于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之中。早在延安时期，与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相一致，杜鹏程、柳青等作家开始了自觉实践《讲话》方向的文学活动，柳青的前期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就是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新收获。新中国成立后，柳青的创作从文学观念到审美风格都与前期一脉相承，是这一基础上的提高和深化。正因为陕西文学根植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深厚土壤，与解放区文艺融为一体，所以，陕西文学得天独厚，承接延安文艺传统，顺应时代文学主流，在新中国逐渐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陕西文学适应性强，成长迅速，此种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如果成立，那么杜鹏程和柳青以他们的长篇创作在新中国文坛上确立自己的位置，就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事实上，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在估论“十七年”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学成就时，在以1956年为分界的两个阶段中，作为分量最重的长篇小说创作，1954年出版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1960年出版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被当作这两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备受关注。顺带指出，另一个与当代文学史叙述密切相关的话题是，《保卫延安》与《创业史》，还分别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题材，代表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类型。这就使得我们对陕西作家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研究，超越了作家个体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限制，延展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生长演变的总体观照与质性反思。 《保卫延安》作为共和国童年时期的小说样本，代表着亟待成长的时代文学的新起点。而在新中国成立十年之际问世的《创业史》，则一直被当作新中国文学行进十年后的成熟和艺术上的标杆之作。新世纪以来的《创业史》研究成果表明，在20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发展的视野中考察柳青，他的《创业史》“在总体上是完成了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长久的期盼”，不但表现在“主题的提炼”和“英雄人物的塑造”，更指向一种艺术形式的寻找，“一种并不属于某个作家的个别形式，而是属于某一时期文学的带有普遍性形式的寻找。”⑥柳青在自己的文学时代受到认同获得喝彩，其“成功”就在于一种“共同文体”和“既定常规”⑦的最终建立，有研究者也将其称之为“革命文学”或“革命文学的理想形态”，“它具有自己的文化品格”，“也代表了一种美学思想”。⑧如果从既往的文学理论话语中寻找关联，应该与曾经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具有某种同质性。如此而观，对《创业史》的研究，就有了更加重要和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