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莫言与民族主义者的寓言》(“Mo Yan and Nationalist Allegory”)译自内森·C·法里斯(Nathan C·Faries)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撰著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教叙事》(The Narrativ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ity，2005)。法里斯藉该书指出，当代美国读者倾向于搜寻、翻译、购买、阅读适合他们口味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真实的中国”(real China)不免被忽略。他引用W·J·F·詹纳(W·J·F·Jenner)的论见说，学者、译者们往往别无选择，只能挑选那些不一定能代表中国文学概况的作品，但是“如果不能萌发、滋长对现代中国写作的兴趣，英语读者就鲜有可能直面他们完全不习惯的另一种文学传统。”①在该书第五章《基督教与当代中国小说》(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中，法里斯就认为，在美国人的想象中，“上帝之死”对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及影响是一样的。 法里斯说，这种接受上的国际间差异，既存在于大众中，也发生于学界。史学家们已开始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回潮，这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费正清及其门生，但西方的文学学术界严重忽略了现代中国文学(1911年-1949年)中的基督教运动，也完全忽略了它在当代“新时期文学”(1979年至今)中的回潮。英语读者尚未“习惯”中国文学的一个方面即是，中国作家在20世纪末不时会以相当“不西方”和“不后现代”的方式书写上帝。 在法里斯看来，礼平、张笑天、冯骥才、莫言、王安忆、史铁生、北村这七个作家构筑了中国学者所称的“中国现代小说自诞生以来最复杂的二十年”②，表明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就像现代早期的一些人，注目着国族忠诚与宗教信仰相互通约的可能性。他发现，就像詹纳在分析文学翻译市场时指出，那些以当代为背景，严肃讨论“西方”宗教的中国小说在西方卖得并不好，除了内容，其中某些作品的风格也不是英语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法里斯认为，礼平、北村、王安忆、张笑天、史铁生这五位作品较少被翻译的作家可能承受了美国文学界的偏见，因为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普遍缺乏对中国基督教的了解和兴趣。 反之，法里斯说，冯骥才和莫言从未在他们的小说中严肃地考虑信仰问题，而只是着眼于艺术。他看到，无巧不巧，在当代作家中恰是冯骥才和莫言——他们都刻画了19世纪帝国主义传教中的罪恶，都未清晰言说中国今日的基督教——能亲见自己的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具有相当影响力，他们所写的历史小说可读性颇高，行文幽默而又有英雄气质，故事元素具有普适性。 论及莫言笔下的基督教，法里斯指出，其作品的电影改编争取到广泛的国际观众，增添了莫言的知名度。这个以小说《红高粱家族》为美国人所熟知的中国小说家，在其稍后的作品《丰乳肥臀》中，以一位无魅力可言、伪善的马洛亚牧师作为中心人物，像冯骥才笔下邪恶的天主教神父一样，他的形象肇自可耻的帝国主义百年侵华史，但更丰满也更复杂。法里斯认为，莫言刻画的这一人物，以及《红高粱》中古怪晦涩的基督意象，比冯骥才小说中的基督教更复杂；莫言的作品大概最堪称寓言，它无意于严肃评价19世纪传教士运动的侵略性。莫言看待宗教是出于美学目的——或许同时也来自一种爱国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基督教叙事》之《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基督教》一章所讨论的当代作家中，莫言在美国最广为人知。通过张艺谋的著名电影，以及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随之而作的翻译，莫言的第一部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引介到西方，他的短篇故事也入选了《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和葛浩文的中国大陆当代短篇小说译文集《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③。《红高粱》(1987年)④在中国发表的那个时代，现在被视作寻根文学的高潮期和收尾期，以及先锋文学的生发期，而当时的莫言已经先后在两所学校里学了几年。中国的先锋文学借助短篇故事的形式，强调语言的游戏，主张抛弃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学之“负担”⑤。寻根的过程往往持续较久，趋向于较长的文学篇幅，以表达国族历程和沉重的国家问题，这种主题对中国严肃作家来说一直都很有分量。尽管莫言在其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许多短篇小说中已涉及并认同先锋文学，但他那些以长篇历史小说形式写成的重要作品，以及他的大多数中篇小说，仍然承载着寻根者那迫切的国族困境。 赵毅衡将“寻根者”(赵译为“Roots-Seekers”)那“虚构的追寻”描述为“一种挫败感的无意识宣言，由中国文化显而易见的不举和不育造成”⑥。在《红高粱》中，这种挫败感却绝不是无意识的；莫言掸下他对当下中国的不满，回望故乡神话般的英雄们，以此作为他对中国复兴的期许。旧日“无拘无束的激情庆典”是他为之自豪的；“性与暴力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呈现为隐喻，以激活中华民族紧绷的神经。”⑦在《红高粱》的结尾，高产的科学杂交作物取代了昔日纯种的红高粱，隐喻着中国失落了旧时威风和血性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