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隐现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6.02.014

       引言 从《中国的国民思想》到《中国的思想问题》

       在北平沦陷后期写作的“正经文章”中，周作人最看重《中国的思想问题》这一篇。以往对这篇文章的解读，主要依据写定于1942年11月18日发表在《中和月刊》后收入《药堂杂文》的版本，①而忽略了与此相关的两篇演讲稿。其一是周作人在伪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主办的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上的讲话，题为《中国的国民思想》，速记稿刊发在1941年9月《教育时报》第2期上；②其二是在《中大周刊》上发现的，1942年5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同题演讲。③这两篇未入集的演讲稿，不止于版本学上的意义，也为《中国的思想问题》的再解读提供了一些新线索。

       文本链的扩充，关键在处理新材料与常见书的关系。通过不同版本的对读，从演说到文章的措辞调整中，发现其思想演变的中间环节，从而修正关于1940年代周作人思想转向的整体论述。演说作为思想草稿的意义，兼及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不仅在于说什么，更有意味的是怎么说。相对于文集中剥离了具体语境的论述，演讲稿多少保留了一定的现场感。演讲者的身份(是作为教育督办还是新文学的权威)，发言场合(包括南北的地域因素、政治气候的差异)，听众的知识背景、文学修养、现场反应，以及演讲稿的传播途径与阅读范围，这些细微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演说者的选题立意、修辞策略及即兴发挥。④

       作为文章家的周作人，并不擅长演说，且十分警惕其间的陷阱。他以为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便是“作态”，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试图说服大众，反为大众所支配。⑤若接受抗战胜利后其视做官为演戏的自我辩解，⑥周作人“落水”后的文章及演说不免犯“作态”的毛病，带有某种反戏剧性的戏剧性。

       一 启蒙姿态的调整

       《中国的国民思想》作为《中国的思想问题》的雏形，本是1941年9月周作人以伪教育督办的身份发表的一次讲话，长达两小时，听众是华北地区中等学校的理科教员。以“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为题，看似脱离了沦陷区的特殊语境，周作人却声称这个思想上的问题“好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一样的重要”。“国民思想”之所以构成沦陷期间的“切身”问题，乃基于周作人一个相对悲观的基本判断：“中国的国民思想，现在已经到了病得很重的时期了，非请医生检查不可。”⑦引入疾病的隐喻，表明在被视为重病患者的“国民”面前，周作人自居于医师的角色。

       然而到次年5月周作人作为“北方教育当局”的代表南下，受邀至伪“中央大学”发表演说时，尽管仍提及“国民思想”的问题，题目中的“国民”二字却悄然隐去。“国民”的隐匿，或关系到启蒙者的姿态转变。周作人在伪中大的此次演说中对“国民思想”的病情诊断，完全推翻了此前的悲观论调，称这几年来常有外国或中国朋友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以为中国国民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应该有对策，而他自己的态度倒颇乐观，对此种疑虑的回应是“中国国民思想问题并不严重”，“中心虽然缺乏，却不须另建”。⑧

       究竟战时中国的国民思想是否构成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周作人这两次演说的时间相隔不到一年，发言立场却整个调转过来。要追究其突然改口的原因，一方面需对照当时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还得回到他个人的思想脉络上去看。有意思的是，周作人改口时设置的对话情境，将国民思想病重的判断推给外国或中国友人，这未必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却暗示出他所持的乐观态度，其实是针对外界对中国思想问题的普遍质疑。

       两个月后，周作人在第四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上却维持原判，宣称中国的国民思想已进入病重期，非得请一位高明的医生找到病源，对症下药不可。⑨但在1942年11月写定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周作人又回到乐观派的立场上，文章一开头便定下基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甚至肯定地说，“中国的思想绝对没有问题”。⑩既然“绝对没有问题”，为何还要以“中国的思想”为题？题目中虽然隐去了“国民”二字，但这篇正经文章并非泛论“中国的思想”，仍是以“造国民”为旨归，落脚在“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11)

       从《中国的国民思想》到《中国的思想问题》，隐现的“国民”其实是晚清以降在周氏兄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国民性”话语的残留。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常和他讨论的三个问题是：一、怎样才是最理性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按许寿裳的说法，鲁迅弃医从文的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其留日期间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12)

       周作人1940年代重提“中国的国民思想”，其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也无外乎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苏雪林曾指出，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同鲁迅一样，对中国民族的病态有很深彻的观察，也开出了许多脉案和药方。(13)周氏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提出的口号“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可视为其掊击国民劣根性的纲领。(14)然而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国民劣根性的发掘，反倒成为他1940年代思想转向的绊脚石。